既然已洞悉对方图谋，朱由校便不再虚与委蛇。
索性装作一无所知，以免惊动对手。待布局完成，自会让其尝到覆灭的滋味。
杨洪竟敢呈递一封凭空捏造的军情奏报，足见大同早已脱离朝廷掌控。
那些文官武将，要么沆瀣一气，要么早已投靠敌营。
这本就在意料之中。走私巨案，岂是一人之力可成？必然是多方勾结，层层掩护。
大同镇登记在册的军士有六万三千余人，虽存有不少老弱虚额。
但依朱由校判断，真正可战之兵，绝不会少于四万。
天启年间的边军，尽管已有腐败迹象，但远胜崇祯末年。
至少此时的将领尚存对朝廷的忌惮，吃空饷也还不至于太过猖狂。
四万兵力，已是极为可观。满桂所辖的宣府军，如今也不过三万余人。
况且宣府经过一次彻底清查，在满桂铁腕整顿之下，兵员真实，战力可靠，绝非纸上虚数。
大同若因杨洪煽动而生变，山西必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
整个大明也会因此元气大伤，至少三五年内，这座边防重镇将失去战备能力。
朱由校不愿见到这般局面，更不容许自己的军事根基被轻易动摇。
他清楚，重建军队耗资巨大，战后恢复更是棘手，反复权衡后，决定先行下手。
以兵败失职为由，罢免杨洪总兵之位，其余大同将领一律降级处置。
随后派遣可靠人手前去接管整顿。
失去主心骨的杨洪，纵有千般手段，也难再掀起波澜。
翰林院迅速草拟圣旨，经内阁与兵部用印，当日便遣使出发。
可锦衣卫尚未回京复命，兵部又接到大同急报——蒙古骑兵三四万逼近边境。
真正令人忧心的是，杨洪在奏疏中声称：上次战败后军心未稳，士气低迷，只能闭城固守。
朝中群臣议论纷纷，多数主张调宣府兵力驰援，解大同燃眉之急。
朱由校默然不语，心中却明白，这不过是杨洪故技重施的借口。
孙云鹤早已归来，与潜伏在大同的密探接洽后，仅用两日便查明真相。
牵涉人数众多，纸终究包不住火。
当确认杨洪与蒙古暗通往来日益频繁，朱由校知道，此事已无法假手于人。
局势清晰之后，他决意亲赴边关巡视，亲自了结这场隐患。
为防文官阻挠，他在不动声色间调整北直隶数处要隘的人事布局。
周兴武被委任为山海关总兵，率领五千羽林军精锐进驻。
尽管辽东有熊廷弼、李松平和洪承畴坐镇，朱由校仍存戒心。
毕竟当地军阀残余未尽，走私势力盘根错节，局势依旧不可全信。
有了周兴武扼守山海关，无论关内外风云如何变幻，门户已然紧闭，不受侵扰。
蓟镇方面，朱由校以克扣军饷、虚报名额等罪名，将原总兵斩首抄家。
继任者为老将陈策，稳重可靠，堪当边防重任。
山西与宣大两地，朱由校并未采取任何明面举措。
他本就不需轻举妄动。宣府总兵满桂持有王命旗牌，遇紧急军情可自行调度兵马。
此权在手，足可震慑一方。
名义上，满桂还能节制大同各营军队。
加上总督陈奇瑜坐镇当地，杨洪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
纵使心怀异志，也只能暗中使些小手段，难成气候。
真要掀起滔天波澜，株连九族的大罪也敢犯，朱由校倒要看看，大同全军是否人人甘愿为一人赴死。
纵观历代兴衰，除民变燎原之外，多数兵变不过是武将之间因利而合，顺势而起。
底层士卒往往茫然无知，只听将军号令，不问君王所在。
“只知有将军而不知有皇帝”这句旧语，正是对此局面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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