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宁和陆信在特区为了加工中心和客户考察焦头烂额之际，千里之外的槐花村，正沐浴在一场前所未有的“春风”里。
这场春风，是实实在在的，带着油墨香和稻谷气的。
村东头那排曾经被贴上封条、后又恢复生机的红砖作坊，如今日夜不停地传出藤条穿梭的细密声响和妇女们满足的谈笑。与以往为了生计紧锁眉头不同，如今她们手上飞快，嘴里聊的是谁家又添了新家具，谁家娃儿考上了镇里的中学，谁家准备开春盖新房。
“春苗娘，你这月分红领了多少？”一个婶子一边灵巧地收着篮子的边，一边笑着问。
春苗娘脸上笑开了花，手里不停，嘴上也不停：“比上月又多了五块！俺家那口子说了，等开春，就把那漏雨的西厢房翻修了！”
“俺家也是！”旁边英子接口道，声音里满是自豪，“俺爹说了，用这钱买头小牛犊，以后耕地也轻省些！”
合作社的利润通过一次次分红，实实在在地流进了社员们的口袋。以往只在年关才能见到的荤腥，如今隔三差五就能出现在饭桌上。孩子们穿上了没有补丁的新衣，脸上多了红润的光泽。村里那口老井旁，挑水的人碰了面，聊的不再是东家长西家短，而是合作社又接了啥新订单，藤园里的藤条长势如何。
变化最大的，是村里的景象。以往破败的土坯房旁，悄然立起了几座崭新的砖瓦房地基，红砖水泥堆在一旁，就等着天气再暖和一些便动工。村小学那漏风的窗户，也被合作社出钱换上了明亮的玻璃。老支书背着手在村里转悠，看着这生机勃勃的景象，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逢人便夸：“信子和苏宁，是咱槐花村的福星啊！”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片喜悦之中。
村西头马魁家那栋曾经最气派的青砖大瓦房，如今显得格外冷清。马魁被抓后，他家如同塌了天，往日里巴结奉承的人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他婆娘和几个半大孩子，整天闭门不出，偶尔出门也是低着头快步走过。几个以往跟马魁走得近、曾在合作社发展初期使过绊子的生产队长，如今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开会时总是缩在角落，看着春苗娘和赵老憨等人意气风发地安排生产，心里五味杂陈。
“哼，看他们能得意到几时！”一个原马魁的心腹，蹲在自家门口，看着远处合作社热闹的景象，酸溜溜地低语，“在外面折腾，指不定惹出什么祸事来呢……”
这话很快传到了春苗娘耳朵里。如今她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生产和部分管理工作，威信日增。她没去找那人理论，只是在一次生产间隙，当着众多社员的面，朗声说道：
“咱们合作社能有今天，是信子、苏宁带着咱们，一滴汗一滴血拼出来的！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顶着风言风语，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谁要是吃着合作社的饭，还想着砸合作社的锅，别说信子和苏宁不答应，我春苗娘第一个不答应！咱们的好日子，谁也别想破坏！”
她声音洪亮，掷地有声。社员们纷纷附和：
“就是！谁再说合作社不好，就是跟咱们全村过不去！”
“要不是信子和苏宁，俺家娃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那点不和谐的杂音，瞬间被淹没在众志成城的声浪里。经此一事，合作社的内部凝聚力空前强大，那些原本还有些小心思的人，也彻底偃旗息鼓。
除了生活的改善，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精神面貌上。尤其是合作社里的妇女们，她们不再仅仅是围着锅台转、依附于丈夫的传统农妇。通过自己的双手编织，她们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话语权，脸上多了自信的光彩，走起路来腰板都挺直了。她们开始关心村里的公共事务，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要俺说，咱村口那路，一下雨就泥泞得没法走，合作社现在有钱了，能不能出点力，修一修？”英子在一次闲聊中提议。
“这个主意好！”立刻有人响应，“回头跟老支书和春苗娘说说！”
一种积极向上、共建家园的氛围，在槐花村悄然形成。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了那个远在特区的合作社，指向了带领他们闯出这条路的陆信和苏宁。
然而，春苗娘和赵老憨等核心骨干，在喜悦之余，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特区那边的订单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苏宁传回来的那份《生产效率优化方案》虽然让大家看到了更科学的方法，但推行起来也需要时间和磨合。陆信和苏宁长时间不在村里，一些重大的决策和外部关系的协调，也开始需要他们独立面对。
“老憨叔，信哥电报里说，可能要请你去特区帮衬一段时间。”春苗娘找到正在藤园忙碌的赵老憨，语气有些担忧，“家里这一大摊子……”
赵老憨直起腰，擦了把汗，望着长势喜人的藤蔓，憨厚的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放心吧，家里有你们，我放心。信子和苏宁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咱们不能拖后腿。我去！有啥重活累活，我去顶！”
槐花村的春天，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如同一棵被辛勤浇灌的树苗，在陆信和苏宁开拓的阳光下，在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茁壮成长，枝繁叶茂。但无论是前方的开拓者，还是后方的守护者，都清楚知道，这棵树的根系，必须扎得更深，才能迎接未来可能更大的风雨。而将前后方更紧密联结起来的重任，已然落在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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