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略显颠簸的道路上疾驰，将鞍钢的烟尘与轰鸣远远抛在身后。车内气氛凝重，与窗外华北平原初夏略显沉闷的景致形成反差。老周一路沉默，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显然心思早已飞到了数百里外的天津港。高飞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岩石般的沉默，只是那双锐利的眼睛，不时扫过后视镜和侧窗，确保着行程的安全。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车子抵达天津，没有进入市区，而是直接驶向了位于塘沽的天津新港。
咸湿的海风透过车窗缝隙灌入，带来了渤海湾特有的气息，混杂着轮船燃油、货物锈蚀以及海洋生物腐烂的复杂味道。眼前，是望不到头的码头岸线，龙门吊如同钢铁巨人般矗立，巨大的货轮紧靠着泊位，工人们喊着号子，忙碌地装卸着各式各样的货物——成包的粮食、厚重的木材、锈迹斑斑的机械设备。这是一片充满粗粝力量与繁忙景象的天地。
廖奎等人没有惊动港务局，而是在高飞（木匠）的引导下，与两名早已等候在此、穿着便装但身姿挺拔、眼神锐利的男子汇合。经介绍，这两位是来自当地驻军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专门为此事协调而来。
没有寒暄，一行人立刻开始了秘密勘察。
他们乘坐的是一辆毫不起眼的旧面包车，沿着港区内部道路缓慢行驶。高飞和那两位便装人员，凭借着对港区布局的熟悉和某种不言自明的权限，引导着车辆穿梭于巨大的货堆和仓库之间。
“那边是五号码头，主要停靠远洋杂货轮，吞吐量大，但人员复杂，监控难度高。”一位便装人员指着远处一个繁忙的泊位低声道。
“七号码头更深一些，有专用的重型吊装设备，但离主要干道较远，转运需要时间。”另一位补充。
廖奎默默观察着，脑海中飞速评估。光刻机虽然经过拆解，分散在多个货柜中，但其敏感性和重要性要求接收过程必须尽可能隐蔽、高效，减少暴露在公开场合的时间和风险。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满足大型货轮的停靠和重型吊装需求，又要便于快速转运和严密警戒。
面包车最终驶入了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这里靠近港区边缘，由一道不算起眼但有人值守的铁丝网与主港区隔开，几排灰扑扑的砖石结构仓库整齐排列，门口挂着“边防检查”、“物资储备”等字样的牌子，显得安静而有序。
“这里是边防部队管理的内部仓库区。”高飞解释道，他示意司机停车，几人步行深入。“平时主要存放一些待查扣的走私物资和部队的部分储备物资，警戒级别本就高于普通货场。关键是，它有一个侧门直通一条辅路，可以绕过最拥挤的港前区，快速进入通往市区的保密公路。”
廖奎仔细打量着这片仓库区。仓库看起来有些年头，但结构坚固，视野相对开阔，易于布置警戒线。周边活动的人员明显稀少，且多是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味，却也掺杂着一种无形的、属于军事管理区的肃穆与紧张。
他们重点考察了其中一座位置居中、库门宽阔的仓库。仓库内部空间高大，地面平整，虽然堆放着一些蒙尘的旧箱子和设备，但仍有足够的空间用于临时存放和初步检查那批“特殊货柜”。
“这里不错。”廖奎最终点了点头，对高飞和两位便装人员说道，“位置相对独立，便于控制，交通也符合要求。可以作为首选卸货和临时存放点。”
高飞闻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沉声道：“我会立刻协调，将这座仓库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临时管制和清空。相关警卫力量会以最高标准部署，确保在设备抵达和转运期间，连一只无关的苍蝇都飞不进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廖奎和老周，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上面已经明确指示，此事关乎重大，安保级别将提到最高。所有参与人员，包括港口内部经过严格审查的操作工人，都将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廖先生，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们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
老周在一旁深吸了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重重地点了点头，脸色依旧紧绷。
廖奎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感受着这份骤然加剧的压力。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事情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这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献给国家的一份“礼物”，更是一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秘密行动。任何一丝疏忽，都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津门之地，海风依旧，但平静的港口之下，暗流已然开始加速涌动。一场围绕着一台二手光刻机的无声较量，即将在这渤海之滨悄然展开。而他，廖月生，正是这场较力的核心。
五月的最后几天，天津港区那间临时被清空、戒备森严的仓库周围，时间仿佛被拉长。廖奎（廖月生）与高飞等人驻扎在附近一个由部队提供的简易住处，每日除了反复推演卸货、转运的细节，便是沉默的等待。海风依旧，但空气中那份无形的压力日益沉重，仿佛暴风雨前的低气压，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廖奎深知，那台尚在远洋漂泊的二手光刻机，已不仅仅是一件货物，更是一个触及国家敏感神经的符号。它的到来，必将搅动风云，而最终是福是祸，取决于更高层面的博弈与决断。
五月三十日，清晨。一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驶入驻地，老周从车上跳下，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但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兴奋与肃穆的光芒。他没有片刻停歇，径直走向廖奎的房间，高飞紧随其后，并示意守卫人员远离。
房间内，只有廖奎、老周和高飞三人。老周甚至没顾得上喝口水，便压低了声音，开门见山：
“廖先生，我刚从北京回来，带来了上面的消息。”他的语气带着一种经过刻意压制，但仍能听出的郑重，“前几天，在北戴河，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专门就你提出的……‘礼物’以及后续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廖奎心神一凛，知道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屏息凝神，静待下文。高飞也目光灼灼地看向老周。
“会议有了初步结论。”老周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首先，原则同意你之前非正式提及的‘以矿换机’思路。国家不能白白接受你的馈赠，也不能让你个人承担所有成本和风险。具体以何种矿产资源、何种形式进行补偿，将由外贸部和相关工业部门后续与你详细洽谈。”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对方并非简单地接受“捐赠”，而是以一种相对平等、注重长远合作的态度来处理此事。
“其次，”老周继续道，“为确保此事顺利推进，并最大化利用这次机会，上面决定，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工作小组’。”他报出了几个部委的名称，包括主管核工业和尖端科技的二机部、主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负责对外贸易和谈判的外贸部，以及军方的相关人员。“这个小组将全权负责光刻机抵达后的接收、安全运输、安置调试，以及后续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消化、吸收和研发组织工作。所有环节，优先保障，一路绿灯。”
廖奎心中一定。成立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意味着此事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资源的调配和行动的协调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力度。这远比他一个人单打独斗要高效得多。
“最后，也是对你个人的，”老周的目光落在廖奎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审视与最终的认可，“经过讨论，并结合你的资料（指廖奎早期在第七农场作为畜牧科技术员，以及后来在珍宝岛反击战中作为战地医生救治众多伤员，最终因炮火覆盖被追认为烈士的过往），组织上对你‘爱国港商’的身份予以认定。国家感谢你心系桑梓、报效祖国的赤诚，也理解你过往的……特殊经历。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你将获得必要的保护与合作便利。”
这番话，意味深长。“爱国港商”的认定，是对他当前身份和行为的肯定；而提及他那份“被牺牲”的过往档案（第七农场技术员、战地医生、烈士），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暗示：组织上了解他的根底，也接受了他“死而复生”并以“廖月生”之名回归的既成事实，并基于他曾经的贡献和当下的诚意，给予了信任。
房间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窗外传来远处港区的隐约汽笛声。
廖奎缓缓舒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些。他知道，这“北戴河决议”虽然只是“初步结论”，但已然为他的内地之行，彻底定了性。他从一个需要被观察、被试探的“技术考察者”，正式升级为了一个与国家战略项目紧密捆绑的“合作者”。这意味着更大的机遇，也意味着更深的责任与约束。
“我明白了。”廖奎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种承诺的分量，“请组织放心，廖月生必定竭尽所能，不负所托。”
老周点了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缓和：“好！廖先生，有你这句话就好！特别工作小组的先遣人员很快就会到位，他们会与你对接具体细节。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那份‘礼物’平安、顺利地抵达它的新家。”
津门暗流，因这来自北戴河的决议，终于有了明确的流向。廖奎的归途，在经历了羊城温差、上海晨曦、京城夜话、鞍钢炉火的铺垫后，于这渤海之滨，正式驶入了一条更深邃、也更波澜壮阔的航道。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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