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
“我不想活了。”凌晨两点，张莉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短信，发信人是化工学院大三女生周婷。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让那句冰冷的话显得格外刺眼。她立刻拨通周婷的电话，响了十几声才被接起，听筒里传来压抑的哭声，还有刀片划过硬纸板的“刺啦”声——那是张莉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声音，像极了十年前的自己，也曾在宿舍里握着刀片，对着邓鑫元的电话说“活着太累了”。
“周婷，你在哪？别做傻事，我马上过去。”张莉抓起外套就往学校跑，高跟鞋踩在深夜的马路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寒风灌进衣领，她却丝毫感觉不到冷，脑子里全是周婷的样子：那个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连作业都要用捡来的废纸写的姑娘。她太清楚这背后的绝望：周婷父母离异后跟着奶奶生活，为了凑齐每年6800元的学费，每天课后要去餐馆洗碗到凌晨，周末还要顶着太阳发传单，连轴转了半年，长期睡眠不足患上重度抑郁，上次辅导员就红着眼眶说“这孩子总躲在被子里哭，手腕上有好几道划痕，劝都劝不住”。
半小时后，张莉撞开周婷宿舍的门。昏暗的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手机屏幕亮着微弱的光。周婷坐在地上，背靠着衣柜，手里攥着一把美工刀，手腕上的新伤口还在渗血，染红了地上的纸巾，旁边散落着几张写满“我没用”“对不起奶奶”的纸。“丫头，把刀放下，听话。”张莉慢慢蹲下来，声音放得极轻，像怕惊飞一只受伤的鸟，“我以前比你还严重，每天都想自杀，枕头底下藏着抗抑郁的药，连做梦都在哭，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累赘。”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旧药盒，塑料外壳已经泛黄，里面装着几板褪色的药片，还有一张折得整齐的病历单——那是十年前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的证明。“你看，这是我22岁时的病历，还有邓书记陪我去医院的挂号单，上面还留着他的签名。”张莉把药盒轻轻递过去，指尖拂过病历上的日期时，眼眶突然发热，“我爷爷走那年，家里欠了一堆债，我也没钱交学费，每天打三份工，有次在食堂晕倒，是邓书记背着我去医院。他走了两公里路，汗湿了衬衫，却跟我说‘张莉，你不是孤单一人，你的身后有我们’。现在我也想对你说，周婷，你身后有我。”
周婷的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眼泪决堤而出，她扑进张莉怀里，哭得浑身发抖：“张老师，我太累了，奶奶的腿不好，我却连医药费都凑不齐，我真的没用……”张莉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安慰，手里早已备好的碘伏棉签，小心翼翼地擦过她手腕的伤口：“跟我回出租屋住吧，那里有阳光，还有我刚买的小雏菊，开得可好看了，你肯定会喜欢的。”
张莉的出租屋只有三十多平米，却收拾得格外温馨。她帮周婷铺好沙发床，又转身进了厨房，没多久就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上次跟你奶奶打电话，她说你小时候最爱喝这个，我特意跟她学了做法，你尝尝合不合口味。”周婷捧着碗，粥的热气模糊了眼睛——这是她半年来第一次喝到热乎饭，以前为了省钱，她每天只买两个馒头当三餐。张莉坐在旁边，没有讲大道理，只是翻出自己当年的日记，指着其中一页给她看：“你看这页，我写‘今天邓书记陪我走了五公里，听我说爷爷种玉米的故事，他说爷爷肯定希望我好好活着，看着我毕业’。以后你有想说的，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都可以跟我说，我一直听着。”
接下来的半年，张莉成了周婷的“专属陪伴”。每天早上七点，她都会提前在图书馆门口等周婷，手里总提着一份加蛋的豆浆油条——知道周婷舍不得吃早饭，她就每天换着花样带早餐，有时是包子，有时是蒸饺，总说“我今天起晚了，买多了，你帮我吃点”。上午陪周婷补落下的《化工原理》，周婷对公式推导不理解，张莉就拿出草稿纸，一笔一画地画图讲解，像当年邓鑫元帮她补高数一样，连课间十分钟都不放过；下午带她去工坊的“心理小屋”，教她做呼吸放松训练，书架上摆满了张莉手写的“情绪卡片”，每张卡片正面画着小太阳、小花朵，背面都写着“周婷，你很棒，再坚持一下”。
周末时，张莉总带着周婷去敬老院做公益。她们陪老人晒太阳、剪指甲，周婷给老人讲酉阳老家的故事——那里有奶奶种的玉米地，有山间清澈的溪流，还有她小时候在田埂上捡过的贝壳。有次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拉着周婷的手，摸着她的头发说：“丫头，你声音真好听，要多笑笑，笑起来肯定好看。”周婷愣了愣，嘴角慢慢扬起，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张莉看着她的侧脸，悄悄给邓鑫元发了条短信：“邓书记，周婷笑了，像春天刚开的花一样。”没过多久，邓鑫元回复：“好样的，咱们要让这朵花一直开下去。”
张莉对周婷的关怀无微不至，周婷的羽绒服洗得变薄，重庆的冬天冷，她就把自己去年买的新羽绒服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周婷床头，说是“朋友送的，我穿太大了，你试试合不合身”；周婷的书包破了个洞，书本都露在外面，张莉第二天就带了个新书包，说是“工坊给优秀志愿者的奖励，你最近帮老人做事很积极，这是你应得的”；有次周婷半夜饿醒，小声说“想吃奶奶做的腊肉”，张莉听在心里，当天晚上就开车去酉阳——四个小时的盘山公路，她凌晨三点才到村里，敲开周婷奶奶家的门时，老人还在灯下缝补衣服。
祖孙俩在出租屋里包粽子时，周婷的奶奶拉着张莉的手，老泪纵横：“张老师，谢谢你啊，这孩子总说怕给我添麻烦，从来不肯跟我说苦。上次她打电话，还说在学校吃得好、穿得暖，我还以为是真的……”张莉帮老人擦去眼泪，轻声说：“阿姨，您放心，有我在呢。当年邓书记也帮我接爷爷来学校，他说‘家人在，孩子就有底气’。以后您常来重庆，咱们一起陪周婷。”那天晚上，周婷吃了三个粽子，还主动给张莉盛了一碗，小声说“张老师，你做的粥和奶奶做的一样香”。
周婷的病情渐渐好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临近毕业季，同学们都忙着准备招聘会，周婷却躲在宿舍不肯出门。“张老师，我是不是太没用了？连套面试的西装都买不起，面试官肯定会看不起我的。”电话里，周婷的声音带着哽咽，张莉心里一酸，想起当年自己找工作时，也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在面试公司门口徘徊了半个多小时，始终没敢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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