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我刚将那份赢得张县长认可的稿子相关收尾处理干净，正想喘口气，处理一下积压的日常文件，桌上的手机就嗡嗡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杨海端”的名字。
杨海端，县委书记景元州的贴身大秘，县委办副主任。他年龄比我大十几岁，是景书记从府办带过去的绝对心腹，为人精明干练据说笔杆子硬，手腕更硬，在县委大院那是说一不二的角色，底下人私下都称他“端哥”，隐隐有“二号首长”的架势。
我立刻清了清嗓子，按下接听键，语气拿捏在恰到好处的恭敬：“杨主任，您好。”
电话那头传来杨海端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县委办特有的强势：“林秘书，景书记刚指示，明天上午九点，在县委三楼会议室，紧急召开一个信访工作专题会，重点研究我县那几个久拖不决的老大难积案。请张县长务必协调好时间，准时参会。”
我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张县长明天上午九点半，在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巫开云段，有一个省道改建工程的现场调度会。这个项目是张县长力主推动的，筹备了小半年，涉及交通、财政、国土等多个要害部门，还有沿线几个乡镇的一把手，以及施工、监理单位，连市交通局的领导都要下来现场观摩。张县长非常重视，要求必须亲自参加。临时更改，影响巨大，几乎不可能。
但我不能立刻拒绝，在电话里跟杨海端硬顶，那是蠢货才干的事。
脑中飞速权衡，嘴上却行云流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为难：“杨主任，收到通知，我立刻向张县长汇报。不过……”我故意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显得推心置腹，“张县长明天上午那个省道改建调度会，您是知道的，几个月前就定下了，涉及面太广，市里也很关注，临时调整……怕是影响太大了。我这边确实很为难啊。”
我点到为止，既传达了客观存在的困难，又示弱性地表达了“为难”，把问题的皮球先轻轻踢回去一点，给自己留出缓冲和请示的时间。
挂了电话，我立刻小跑到张县长办公室，向张县长汇报了情况。
张县长听完，眉头微蹙，沉吟片刻，果断地说：“省道调度会不能轻易调整，这是关乎全县交通大局和年度重点项目进度的事。你跟杨海端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向景书记请个假，或者，请周文明同志代表我去参加信访专题会。”
得到张县长明确指示后，我心里踏实了大半。但没有立刻回复杨海端。我先是一个电话打给了常务副县长周文明的联络员陈善勇，那边接起电话还带着笑：“哟，林大秘书，有何指示？”
“勇哥，别开玩笑了，”我语气熟络，“打听个事，明天上午周常务那边行程紧不紧？县委那边可能有个会，涉及到信访这块，领导想看看周常务的时间。”
探听清楚周文明明天上午恰好没有必须他本人出席的硬性安排后，我心里更有底了。这才再次拨通了杨海端的号码。
这次，我的语气更加委婉，甚至带上了几分“同是秘书何苦为难秘书”的共鸣感：“杨主任，我跟张县长详细汇报了。不巧的是，明天上午的省道改建调度会，确实是几个月前就定下的重大事项，市里的领导也很关注，也涉及多个乡镇的切身利益，张县长作为总负责，实在无法缺席。您看这样行不行？一是能否麻烦您向景书记汇报一下这个特殊情况，看能否准假；二是如果会议确实需要，是否可以请周文明常务副县长代表张县长参加？周常务分管信访稳定工作，也非常熟悉情况。”
我给出了备选方案，显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同时把“球”巧妙地踢了回去，也点明了省道调度会的重要性，暗示这并非推诿，而是确有要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能想象杨海端在权衡。硬要张县长放下省道项目来开会，理由未必站得住脚，反而可能留下县委不顾发展大局的口实。他杨海端再“二号首长”，也得按规矩办事，更要维护景书记的威信。
果然，他再开口时，语气松动了一些：“行了，情况我知道了。我会如实向景书记汇报。等通知吧。”
最终，经过一番电话拉锯和幕后沟通，双方达成了妥协：张县长按计划参加上午的省道调度会（但要求办公室压缩部分议程），而县委那边的信访专题会则相应推迟到上午十一点开始，确保张县长能在调度会结束后立即赶回县城参会。
虽然这样一来，张县长的时间变得非常紧张，行程奔波，但至少两边的重要会议都兼顾到了，面子上也过得去。
事后，张振国主任特意把我叫到一边，提点道：“府办和委办，是县委县政府的左右手，大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县里的事情办好。工作上存在一些竞争和比较，是常态，但要有底线，不能互相拆台，更不能让领导为难。你这次处理得……还算稳妥。”
他用了“还算”二字，既包含了肯定，也包含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期许。
这次小小的风波，让我长了个记性。
从此，在初步排定张县长下周行程时，我会有意提前给杨海端打个电话，或者发条信息，用一种请教和通气的口吻：“端哥，我们这边初步排了下周张县长的安排，有几个点可能比较重要，您看看景书记那边有没有什么重大活动，我们尽量错开，别撞车了。”
涉及到需要两位主要领导共同出席的活动，我更是在细节沟通上做到提前、充分，把任何可能产生误解和矛盾的苗头，都掐灭在萌芽状态。
我的这些“小动作”，自然逃不过张县长的眼睛。他似乎乐见其成，甚至在一些涉及与县委沟通协调的小事上，他有时候会跨过张振国，直接让我去处理。
甚至有两次，在下乡调研颠簸的车上，他难得地放下了手中的文件，主动跟我聊起了工作之外的话题。一次是问我对最近网络上某个热点事件的看法，另一次是让我讲讲以前在乡镇工作时，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上访户和棘手事。
我知道，这是一种信任度提升的信号。我小心把握着分寸，既力求展现自己经过思考的、不乏深度的见解，又绝不夸夸其谈，时刻牢记自己的助手和下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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