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江淮大地裹着梅雨的黏热，空气里飘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意。康南县政府办公楼前的老槐树叶子蔫头耷脑地垂着，县委大院里的氛围却比这天气更显焦灼——时任县委书记陈磊突然接到外调通知，要求半天内完成工作交接，消息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没半天就从机关科室传到了街头巷尾。城西菜市场的张摊主停下手里的秤杆，跟买豆腐的大婶念叨：“陈书记刚把扶贫的架子搭起来就走了，咱康南这穷日子，啥时候是个头？”连县中学门口卖冰棍的大爷，都对着来买冰棍的学生叹气：“不知道新来的领导，还管不管咱娃们上学的路。”
没人料到，这份焦灼只持续了三天。当市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带着红色封皮的任命文件走进县政府小会议室时，纸上“任命秦宇轩为中共康南县委员会书记”的字样，让在场的班子成员先是一愣，随即纷纷点头——这个总穿着浅灰的确良衬衫、口袋里揣着旧笔记本的年轻人，本就该担起这份担子。
大伙都记得，秦宇轩是1988年9月来康南任县长的，到1990年6月，整整二十一个月，算下来已是近两个年头。这近两年的光景里，他干的实事，比不少干了四五年的老领导还多。
刚上任那会儿，他没在县政府办公室待过整月，报到第二天就揣着粮票、背着搪瓷缸子下了乡。康南地形特殊，北部多山、南部多滩，北部山区的几个村子常年缺水，村民要走两里地才能挑回一担浑浊的山泉水。
秦宇轩听说后，带着县水利站的三个技术员，在山里扎了半个月——白天跟着村民找泉眼，裤腿磨破了就用布条扎上，鞋子陷进泥坑就光脚走；晚上在村支书家的煤油灯下画图纸，熬得眼睛通红，终于敲定了3处引水工程的选址。
工程开工时，他又天天往工地上跑，盯着工人铺水管、砌水池，连水泥的配比都要亲自核对。等到1989年夏天，清澈的泉水顺着水管流进村民家时，大沟村的王大爷拉着秦宇轩的手，往他口袋里塞了两个刚煮好的鸡蛋，哽咽着说：“秦县长，咱这辈子，终于不用再为水发愁了！”
解决了北部的水问题，秦宇轩又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滩涂地。南部片区的村民一直靠种玉米、红薯糊口，可滩涂地土层薄、易板结，亩产常常不足三百斤。
秦宇轩拉着地区农科所的专家，在滩涂地里蹲了一个星期，拿着测土仪走遍了每个村子的地块，最后敲定推广耐旱、耐贫瘠的杂交谷子。为了让村民愿意种，他先在县农科站搞了两亩试验田，从播种到收割全程盯着，等到秋天，试验田的谷子亩产突破八百斤，比玉米翻了近三倍。
他又组织村民开现场会，让农科所的专家手把手教播种技术，还协调县粮站给出高于市场价五分的收购价。1989年秋收后，南部片区的村民家家户户囤满了谷子，不少人还把多余的谷子磨成面，送给秦宇轩尝尝，说：“秦县长，这面香，是您让咱吃上了饱饭！”
除了水和地，秦宇轩最挂心的还有孩子上学的事。他在下乡时发现，8个贫困村的小学堂都是土坯房，下雨时屋顶漏雨，冬天窗户没有玻璃，孩子们冻得手都握不住笔。
回到县里，他立刻召集财政局、教育局的负责人开会，拍着桌子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笔建校的钱，必须挤出来！”那半年，他带头缩减县政府的招待费，把节省下来的钱全投到了建校上。
1990年春天，8所崭新的砖瓦房小学在贫困村拔地而起，孩子们搬进新教室那天，秦宇轩去了最远的龙潭村小学，看着孩子们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他笑着跟校长说：“以后孩子们有了好环境，咱康南的未来就有盼头了。”
也正因这近两年的实绩，市委在考虑康南“一把手”人选时，第一个就想到了秦宇轩。
接任命那天，他摩挲着文件上的字迹，指尖有些发烫，只对市委组织部的同志说了句实在话：“在康南待了快两年，老百姓的难处我记在心里，接下来的日子，我接着跟大伙一起干，绝不辜负市委的信任，更不辜负康南的老百姓。”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秦宇轩还是往乡下跑。清溪村的老农见他来了，拉着他往地里走：“秦书记，你去年让种的豆子收了，就是灌溉的水还不太够，要是能修条水渠就好了。
”他蹲下来抓了把湿润的泥土，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清溪村修水渠”几个字，转头就跟随行的水利局干部说：“这事儿月底前得拿出方案，不能误了下一季耕种，老百姓的需求，咱得抓紧办。”
从县长到县委书记，秦宇轩的脚步没慢下来半分。夜里，县委办公楼的灯常常只有他那间亮到后半夜——桌上摊着近两年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着“为民办实事”五个字，新添的批注里，“扶贫要精准，不能撒胡椒面”“政策落地要盯紧最后一公里”的字迹格外清晰。
他常跟班子成员说：“我在康南快两年，没干够；接下来，我要跟大伙一起，把康南的扶贫工作抓实、抓细，让老百姓真真切切过上好日子，让康南的山山水水，都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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