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通往权力中枢的红木门缓缓开启时，高书记办公室里檀香的余味，混杂着纸张的陈旧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一种沉淀了岁月与博弈的味道。
“小苏同志，坐。”高书记没有半分寒暄，手指在厚重的办公桌上轻轻一点，直奔主题，“市里准备成立一个‘城市记忆工程’专项组，由宣传部牵头，想请你出任顾问。”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仿佛要穿透苏霓平静的表象，探究她内心深处的每一丝波澜。
他坦言：“这个决定，阻力不小。上面有声音，说你们搞的那一套‘公民叙事’，本质上是‘去中心化叙事’，这是要动摇我们几十年来的主流话语根基。”
话音刚落，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
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邀请，而是一场摊在桌面上的政治试探。
苏霓的脸上却漾开一抹微笑，那笑意清澈，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力量：“高书记，如果千千万万人民的声音汇集起来，被定义为‘去中心’，那我想请问，谁，才是那个不容置疑的‘中心’？”
一句话，如同一根钢针，精准地刺向了那个悬置在所有人心头、却无人敢言说的巨大问号。
高书记的眼神遽然一紧，随即又缓缓松弛下来，竟是低声笑了起来：“好，好一个‘谁是中心’。看来，我没有找错人。”
苏霓顺势而上，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模糊空间：“感谢领导信任。但要我接受这个职位，我有两个前置条件。”
“你说。”
“第一，项目必须设立‘独立采编权’。我们团队采集的所有口述史资料，从选题到最终呈现，拥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
“第二，所有采集到的原始素材，包括音视频、文字记录，在公开发布前，不得经过任何部门的预先审查。我们要对受访者负责，更要对历史本身负责。”
这两个条件，无异于在体制的铜墙铁壁上，要求开两扇永远敞开的大门。
高书记沉默了许久，久到连窗外的蝉鸣都显得格外刺耳。
最终，他重重地点了下头：“我答应你。但在框架内，具体如何操作，你们要拿出章程来。”
当苏霓走出那座红墙小院，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
陆承安已靠在车边等候，神情一如既往的沉静。
“这是典型的‘收编试探’。”他递过一瓶水，声音压得很低，“给你一个看似光鲜的虚职，再用一个宏大的官方框架把你套住，允许你有限地扑腾。时间久了，你的棱角、你的锐气，都会在无数的会议、报告和流程中被慢慢磨钝。”
苏霓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眼底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从不拒绝进入任何场域，但前提是，我要带着我的规则进去，而不是被他们的规则同化。”
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陆承安。
封面上赫然印着一行大字——《口述史采集伦理公约》。
“我已经拟好了。”苏霓的语气平静而坚定，“里面明确规定了受访者的知情权、随时撤回访谈内容的权利、匿名或实名的署名权，以及素材使用的边界。所有未来与我们合作的单位，包括宣传部这个专项组，都必须签署这份公约。”
陆承安快速翻阅着，眼中亮起激赏的光：“你这是在用一份民间公约，倒逼官方机构承认个体权利的至高无上。”
“没错。”苏霓看着远处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要让他们，也让所有人习惯一件事——尊重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恩赐，而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与此同时，一场风暴正在千里之外的山区酝酿。
赵小芸带领的拍摄小组，在前往采访一位退休乡村教师的途中，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泥石流冲毁了唯一通往山顶村庄的盘山公路。
设备笨重，前路断绝，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向苏霓汇报时，村里却派人下来了。
几十个肤色黝黑的汉子，带着绳索和自制的背架，二话不说，就开始将沉重的摄影机、录音设备、灯光器材一件件往身上扛。
领头的老村长一句话说得掷地有声：“路断了，我们就是路！张老师教了我们三代人，他的故事，不能断在我们这儿！”
村民们用肩膀和脊梁，在湿滑泥泞的峭壁上，硬是开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
当拍摄团队终于抵达山顶那间破旧的教室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教室里挤满了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呀呀学语的孩童，老少三代，座无虚席。
因为停电，有人举着靠电瓶供电的简易显示器，让后排的人也能看到画面；还有人拿着老式的录音机，小心翼翼地对着收音麦克风，想要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翻录下来。
那位白发苍苍的乡村教师，就坐在所有人的包围中，对着镜头，缓缓讲述着自己扎根深山五十年的故事。
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网络信号，实时传回了苏霓的电脑。
视频播放完毕，苏-霓的眼眶微微湿润。
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做出决定：“立刻剪辑，将这部片子命名为《公民叙事教育示范课：大山里的回响》，所有平台免费开放下载，并附上我们的教学指南，告诉所有人，如何记录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风暴的另一端，是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公益论坛上。
赵小雨以一个全新的身份——“禁声年代”项目研究员，站上了演讲台。
论坛的主题，恰是“被修改的人生”。
她没有讲稿，只是平静地看着台下的数百双眼睛，讲述自己如何曾是那个手握审查权，给无数稿件画上红叉的人；又如何在一份份真实的口述史面前，感受到自己过往信念的彻底瓦解。
“我站在这里，不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也不是以一个加害者的姿态。”她的声音清澈而坦诚，“我只是那个庞大时代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拧得太紧，以至于忘了，螺丝钉本身，也是会疼的。”
演讲结束，全场陷入了长达十秒的死寂。
随后，雷鸣般的掌声轰然响起，经久不息。
坐在后排的唐主编，悄悄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加密的内参专线：“刚才的演讲，必须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来。这个声音，这个反思的样本，必须进入中央党校的教材库。”
一周后，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打到了唐主编的办公室。
对方自称是中宣部下属某政策研究室，希望能调阅“禁声年代”项目整理出的一部分材料，用于内部学习和讨论。
陆承安亲自操刀，从海量的数据库中，筛选出一批“隐去所有敏感姓名、仅保留机制性问题分析”的文档。
在递交之前，他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在文件末尾附加了一段言简意赅的评注：“任何行政干预若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即便其初始目的在于维护稳定，其行为本身亦构成对公权力的越界使用，长远看，将损害法治根基与社会信任。”
这份附带“利刃”的材料，最终以“参考案例集”的形式，悄然流转至全国多个省市的政策研究室，其引发的深层震动，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一个深夜，负责归档整理的老张，在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底，发现了一份标签异常的旧录像带。
它的编号是Yx001。
而苏霓当年从电视台带出来，作为一切起点的那份封存录像带，编号是Yx000。
仅仅，只差一位。
但这份带子，并非团队任何一次的采访记录。
老张察觉不对，立刻交给了苏霓。
经过技术部门的紧急处理，尘封的信号被重新激活。
画面出现的瞬间，苏霓的呼吸停滞了。
那竟是十年前，省电视台主审片室的一个废弃监控备份。
画面中，就在当年那位以犀利着称的原主持人直播前“突发急病”被抬走的不久前，一个模糊的身影，趁着无人注意，悄悄靠近主持人的专属席位，将他桌上的水杯，与自己带来的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水杯，进行了调换。
整个过程，不过数秒，无声无息。
苏霓死死盯着画面中那只悄然伸出的手，瞳孔骤然收缩。
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主机散热风扇在嗡嗡作响，像是在为一场迟到了十年的罪行，奏响低沉的哀鸣。
她缓缓伸出手，在键盘上按下了暂停键。
那张定格的画面，像一把冰冷的钥匙，捅破了包裹着真相的最后一层窗户纸——那层由权威、时间与一份看似天衣无缝的“诊断证明”共同织就的薄膜。
风暴从未结束，只是狡猾地转换了方向，潜伏得更深。
这一次，她要追索的，不再是沉默的权利，而是被谋杀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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