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流火，终于将大地炙烤得滚烫。蝉鸣声嘶力竭，仿佛要把最后一丝力气都耗尽在盛夏的尾声里。西里村东头的五亩瓜田，经历了最初的喧嚣与繁盛，此刻也显露出几分疲惫。曾经浓密得不见泥土的瓜秧，叶片边缘开始微微泛黄、卷曲，失去了油亮的光泽。瓜垄间，头茬瓜被摘走后留下的空位，像一块块显眼的伤疤。只有那些后期坐果的二茬瓜，零零星星地挂在藤蔓上，个头明显比头茬小了一圈，最大的也只如小皮球一般，青涩地隐藏在日渐稀疏的叶片下。
吴建军蹲在地头，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一片发黄的瓜叶。空气里弥漫的不再是西瓜清甜的香气，而是泥土被烈日反复烘烤后散发的、带着点焦糊的土腥气。
市场的变化，比天气更让人心焦。头茬瓜赶早市、占先机的好光景，如同被烈日蒸发的水汽，转瞬即逝。短短十几天，形势急转直下。先是邻村的西瓜开始零星上市，接着，像决了堤的洪水，柳林镇大集上，各个村子的瓜车一下子涌了出来，挤满了道路两旁。放眼望去，一片翠绿，叫卖声此起彼伏，竞争一下子变得惨烈。
“西瓜！西瓜！贱卖啦！一毛五一斤！”
“保熟保甜！不甜管换！”
“看看俺这瓜，沙瓤的！”
价格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下跌。从最初吴建军能卖到两毛、一毛八，迅速滑落到一毛五、一毛二，甚至更低。吴建军拉着排车再去镇上，他的瓜依旧是好瓜，但淹没在瓜的海洋里，优势不再那么明显。他吆喝得嗓子冒烟，一天下来，排车上的瓜也卖不完一半。有时为了早点回家，不得不咬牙再降几分钱处理掉。攥着手里明显变薄的钞票，他的心也一点点往下沉。
家里的“内线”也压力陡增。李秀云骑着自行车在附近几个村子转悠，明显感觉到村民的购买热情降低了。家家户户地里或多或少都有瓜了，或者已经买过尝鲜了。她的吆喝声里，也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后座筐里的西瓜，常常要转悠大半天才能卖完。
地里的二茬瓜，成了新的难题。它们长得慢，个头小，品相远不如头茬瓜。吴建军每天去地里转，看着这些“小不点”，愁绪更浓。指望像头茬瓜那样拉出去零卖，费时费力不说，价钱肯定也上不去，还未必有人要。
这天傍晚，吴建军拖着疲惫的身躯，拉着半车没卖完的西瓜回到家。院子里，堆着白天刚摘下来的几十个二茬瓜，个头参差不齐，像一群发育不良的孩子。李秀云和大姨正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把白天收回的毛票一张张展平、点数。气氛有些沉闷。
“建军，今天……咋样？”李秀云抬头问，声音带着小心翼翼。
吴建军摇摇头，把卖瓜的钱——一小卷皱巴巴的毛票和硬币——默默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一言不发地拿起水瓢，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凉水。那动作里透着说不出的疲惫和烦躁。
大姨夫抽着旱烟，闷声道：“镇上瓜多得都下不去脚了。我看咱家地里这些小的，零卖是够呛了，搭功夫还卖不上价。”
大姨李秀英接口：“是啊，建军兄弟，得想个法子。这天越来越热，瓜在地里也搁不住，熟过了就烂了，更不值钱。”
吴建军抹了把脸上的汗，目光投向院子里那堆二茬瓜，眼神复杂。他蹲下身，拿起一个拳头大的小西瓜，在手里掂了掂，又拍了拍。瓜皮青翠，声音沉闷，是熟的，但个头实在太小了。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一个穿着灰蓝色涤卡上衣、皮肤黝黑、脸上堆着精明笑容的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走了进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人造革包。
“建军大哥在家吗？听说你家瓜快下梢了？还有货不？”来人嗓门洪亮，正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瓜贩子，人称“王老四”。
吴建军站起身，看着王老四。他知道这人，专门在西瓜季走村串户收瓜，再倒手卖到县里或更远的地方，赚的就是差价。
“王老板，稀客。”吴建军语气平淡，指了指院里那堆小瓜，“就剩这些二茬瓜了，个头小。”
王老四支好自行车，笑呵呵地走过来，也不客气，随手拿起几个瓜，熟练地拍拍、掂掂、看看瓜蒂和瓜脐。
“嗯，瓜是不错，熟是熟了，就是小了点。”他咂咂嘴，一副为难的样子，“建军大哥，你也知道，现在瓜价跌得厉害，大瓜都不好走，这小瓜……更费劲啊！拉到城里，人家一看个头，价钱就得往下压一大截！”
他顿了顿，观察着吴建军的脸色，伸出两根手指：“这样吧，咱们乡里乡亲的，我也不跟你来虚的。统货（不分大小好坏一起收），五分钱一斤，我包圆，现在就能过秤拉走！省得你天天拉出去零卖还卖不完，也省得烂在地里，是不是？”
“五分？！”李秀云失声叫了出来，声音都变了调。头茬瓜最贵时卖过两毛啊！就算现在跌价，零卖也能卖一毛出头！这价格压得也太狠了！
大姨夫和大姨也皱紧了眉头。
吴建军没说话，脸色却阴沉得能滴出水。他盯着王老四那张堆笑的脸，又低头看了看手里那个小小的、却凝聚了无数心血的西瓜。五分钱一斤？这几乎是白送的价格！可王老四的话虽然难听，却是实情。这些小瓜零卖确实困难，时间、人力都耗不起，万一烂在地里，更是一分不值。
院子里一片沉寂，只有几只归巢的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昏黄的灯光下，王老四气定神闲地等着。李秀云攥紧了手里的毛票，嘴唇抿得发白，求助似的看向吴建军。吴普同和弟弟妹妹躲在门后，大气不敢出，虽然不太明白具体的钱数，但也能从大人的脸色和气氛中感受到那沉重的压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像沉重的磨盘在碾压着每个人的心。吴建军蹲下身，又拿起一个瓜，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冰凉的瓜皮。几个月来的一幕幕在他眼前飞快闪过：寒冬腊月丈量冻土的孤寂，早春守护瓜苗的不眠之夜，授粉翻瓜时近乎虔诚的专注，烈日下拉车卖瓜时汗水流进眼睛的刺痛……所有的艰辛，所有的期盼，最终都凝结成了眼前这堆被压到“五分钱一斤”的小瓜上。
许久，他猛地站起身，把手里那个小西瓜重重地放回瓜堆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抬起头，看向王老四，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尘埃落定般的疲惫和决断：
“行。就这个价。家里的、地里的都给你，过秤吧。”
王老四脸上笑容更盛：“建军大哥痛快！我这就叫车去！”他麻利地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李秀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回小板凳上，眼圈微微发红。大姨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摘瓜，过秤，装车（王老四很快叫来了一辆带拖斗的小四轮拖拉机），点钱。整个过程，吴建军都沉默着，像一尊石雕。他帮着把一个个西瓜搬上车，动作机械，面无表情。当王老四把一叠薄薄的钞票点清，塞到他手里时，那钞票轻飘飘的，仿佛没有什么重量，却又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烫手。
小四轮“突突突”地开走了，卷起一阵尘土，也带走了吴家瓜田最后的收成。院子里瞬间空荡了许多，只剩下一些散落的瓜叶和空气中残留的、淡淡的西瓜清香。
晚饭的气氛异常沉闷。连最闹腾的家宝和小梅也感觉到了什么，安静地扒着饭。饭后，吴建军把全家人都叫到堂屋。昏黄的煤油灯下，他从炕席底下拿出一个厚厚的、用旧手绢包了好几层的布包。打开手绢，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叠钞票，有十元的“大团结”，五元的“炼钢工人”，更多的是成卷的毛票和硬币。那是头茬瓜零卖的全部收入。他又把王老四给的那叠薄薄的钞票放在旁边。
李秀云拿出一个小本子（用孩子写过的作业本反面订的）和一支短铅笔头。她负责念数，吴建军负责一张张清点、分类。大姨和大姨夫也帮忙整理那些毛票。
“头茬瓜，大的，镇上、外村卖的……十块一张的……***张……五块的……***张……”李秀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两块的……一块的……”
“毛票……一毛的……五卷……两毛的……两卷……”
“硬币……”
每一个数字报出，都像一颗石子投入寂静的水面。吴建军的手指在油腻的钞票上划过，发出沙沙的轻响。他点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清点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士兵。
“二茬瓜……统共卖了……一百二十七块八毛五。”李秀云念出最后一个数字，放下了本子。
堂屋里一片寂静，只有煤油灯芯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吴建军身上。他沉默地坐着，看着桌上分成两堆的钞票——一堆厚实，一堆单薄。他拿起那本小账本，粗糙的手指划过上面记录的各项支出：瓜种钱、地膜钱（虽然省着用，还是添了点）、浇地的钱、卖瓜时给李秀云买新自行车座垫（旧的实在硌得受不了）的钱……
他拿起短铅笔头，在纸的空白处，笨拙地列着算式。加加减减。时间仿佛凝固了。终于，他停下了笔，抬起头。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任何狂喜，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虚脱的平静，以及眼底深处一丝难以言喻的微光。
他缓缓地、清晰地说道：
“刨去所有本钱开销……净赚……一千八百三十六块七毛。”
话音落下，堂屋里依旧一片寂静。几秒钟后，李秀云猛地捂住嘴，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压抑的啜泣声从指缝里漏出。那不是悲伤的哭泣，而是长久压抑后骤然释放的、混杂着巨大疲惫和难以言喻喜悦的宣泄。大姨也红了眼眶，别过脸去。大姨夫重重地拍了一下吴建军的肩膀，声音洪亮：“好！建军兄弟！值了！这汗没白流！”
吴普同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又酸又涨。他看着桌上那堆代表着全家几个月血汗的钞票，又看看父亲那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刻、也格外平静的脸。一千八百三十六块七毛！这个数字，像一枚滚烫的烙印，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记忆里。它不仅仅是一个钱数，更是父亲用沉默的脊梁、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用肩膀被车襻勒出的血痕、用近乎偏执的坚守，从这片土地里硬生生刨出来的价签——一个属于汗水和孤勇的、沉甸甸的价签。
吴建军没有笑，他只是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把积压在胸腔里几个月的沉重浊气都吐出来。他拿起桌上那个特意留下的、最大的开园瓜的瓜蒂（已经干枯了），在手里摩挲着，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赌局落幕，他赢了。赢得艰难，赢得疲惫，但终究是赢了。冻土上的炉灰，寒夜里的柴草，烈日下的车轮，终于在这个夏夜，凝结成了汗水的价签，沉甸甸地，落入了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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