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的晨光里，十余艘挂着“宋”字幡旗的福船正缓缓离岸。船身满载着蔗渣纸装订的通商契约、密封的糖蜜酒坛、成箱的“万国糖”，还有数十箱裹着稻草的青瓷——这是赵昺特意叮嘱增添的“文化商货”，随拜占庭使团返程的商队一同西行。尼古拉斯站在主船甲板上，望着港口鳞次栉比的帆樯与忙碌的中外商户，手中紧攥着那本《万国图志》欧洲卷，书页间夹着一张蔗渣纸绘制的简易商道示意图。
“这东方的瓷器，竟比琉璃更温润通透。”尼古拉斯摩挲着船舷边的青瓷梅瓶，瓶身刻着的缠枝莲纹流畅雅致，釉色如雨后青山。同行的大宋通商使苏廉笑道：“此为泉州官窑所制‘海晏瓷’，胎土掺了泉州湾的贝壳灰，经千度窑火淬炼而成，不怕风浪颠簸，更耐长途储运。”他指着瓷底的印记，“这‘万国通商’四字款识，便是各国商户认可的凭证。”
船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南下，经南洋诸岛时，沿途藩国的商栈早已闻讯等候。苏门答腊的香料商们用胡椒、龙涎香换取青瓷与糖蜜酒，看到蔗渣纸轻薄坚韧，当即定下千卷订单，用作香料包装与账目记录；爪哇岛上，当地工匠围着福船的船舷仔细打量，对大宋的造船技艺与瓷器烧制法充满好奇，苏廉便取出《万国图志》中的相关图谱，无偿赠予愿意加入通商体系的部落首领。
穿越印度洋时，船队遭遇了小规模海盗。不等护卫船只动手，随行的波斯商队已驾着快船迎上——他们腰间挂着大宋工坊打造的火器“突火枪”，手中挥舞着嵌有青瓷碎片的弯刀。海盗们见对方装备精良，又听闻是大宋与拜占庭的联合商队，慌忙掉头逃窜。尼古拉斯望着海盗船远去的背影，对苏廉叹道：“万国通商不仅有互利之利，更有联防之安，这般格局，实乃古今未有。”
三个多月后，船队抵达拜占庭帝国的亚历山大港。当青瓷、蔗糖与蔗渣纸被卸下船时，港口瞬间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欧洲商人争相触摸温润的青瓷，品尝甘醇的糖蜜酒，捧着蔗渣纸反复翻看，惊叹于东方技艺的精妙。尼古拉斯将“海晏瓷”与《万国图志》呈给拜占庭皇帝，顺带献上苏廉带来的国书——赵昺在信中提议，在亚历山大港设立“万国通商分署”，由宋、拜占庭及沿途藩国共同管理商路，制定统一的贸易税则与争端调解机制。
皇帝看着手中的青瓷梅瓶，瓶中插着的西域孔雀翎与东方丝绸相映成趣，又翻阅着蔗渣纸书写的国书，字迹清晰不洇墨，当即应允：“东方不仅带来了甜与美，更带来了秩序与共赢。”他下令在宫廷设宴，以糖蜜酒款待各国使节，席间，青瓷餐具取代了传统的金银器皿，通透的釉色与菜肴相映，引得宾客频频称赞。
消息很快传遍欧洲，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纷纷组建商队，沿着陆海两道前往大宋；欧洲的工匠则模仿“海晏瓷”的烧制技法，尝试改良本土陶器，却始终无法复刻那独特的釉色与韧性。而亚历山大港的“万国通商分署”成立后，商路争端锐减，税收透明化让各国商户获利更丰，蔗渣纸成为欧洲商事往来的通用纸张，糖蜜酒则走进了贵族宴会与平民酒馆，青瓷更是成为欧洲上流社会追捧的珍品。
泉州港的窑厂里，工匠们根据欧洲商人的反馈，在青瓷上加入了拜占庭风格的卷草纹与拉丁文款识；汴梁的国子监中，学子们正在翻译欧洲的几何学着作，准备纳入《万国图志》新增的“技艺补编”；西域的蔗田里，拜占庭商人带来的苜蓿草籽与蔗苗间作，不仅改良了土壤，还为牲畜提供了饲料。
苏廉站在亚历山大港的通商分署内，看着墙上不断更新的通商舆图，从大宋到拜占庭，从南洋到欧洲，一条条商道如纽带般连接着万邦。他提笔写下书信，派人快马送往汴梁：“海舶载信，瓷韵传欧；万邦同心，通商永固。”
此时的汴梁紫宸殿，赵昺正看着苏廉的来信，窗外的朱雀大街上，欧洲商人与大宋百姓并肩而行，青瓷铺与琉璃店相邻而居，蔗渣纸书写的契约见证着一次次交易，糖蜜酒的醇香弥漫在街头巷尾。跨洲的情谊，在技艺互通与互利共赢中，愈发深厚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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