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单调而有力，像为这段未知旅程敲打的节拍。绿皮火车如同一条疲惫的巨蟒，在初春广袤而略显萧瑟的华北平原上蜿蜒向南。
我对面的卧铺上，坐着政策研究室的王伯年副主任。他五十多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半旧但洁净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似乎总能看穿一切的眼睛。他是我此行调研的带队领导，也是我内心最为敬畏的前辈。
“致远，别光盯着外面看了，平原看多了也就一个样。”王主任放下手中的《内参选编》，端起印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搪瓷缸，呷了一口浓茶，“说说，这次去清河县调研，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收回投向窗外的目光，坐直身体。窗外飞速后退的麦田和光秃秃的树干，与我内心混杂着激动与茫然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这是我入职省政策研究室半年多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乡调研。
“主任，我……我在想，这次能看到多少报告里没有的东西。”我斟酌着词句，“文件上的数据是冷的，我想去摸摸热的，哪怕烫手。”
王主任从眼镜片上方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有丝极淡的笑意，但很快隐去。“热的？烫手的？年轻人，想法是好的。但记住，下去是‘调研’，不是‘点火’。眼睛要亮，手脚要勤，但嘴巴，”他顿了顿，指了指自己的嘴唇，“要把好门。基层的情况复杂，不像你在办公室里抄文件那么单纯。”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完全认同。我渴望接触真实的世界，哪怕它粗糙、甚至尖锐。办公室里日复一日的文件誊写、会议记录，让我这个中文系毕业，满脑子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时常感到一种隔靴搔痒的焦灼。
“放心吧主任，我多听多看多记，少说话。”我保证道。
“光记还不够，还得会‘听’。”王主任慢悠悠地说，“听会上说的，更要听会下说的；听干部说的，更要听老百姓怎么唠的。有时候，田埂上老农一句牢骚，比会议室里一上午的汇报都顶用。”
他这话带着几分玄机，让我若有所思。
这时，隔壁铺位传来一阵响亮的鼾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那是一位体型富态、穿着西装却敞着怀的中年男人，自称是去下面县里联系业务的“罗经理”。他一上车就热情地跟我们攀谈，散烟，得知我们是省里下来的，更是眼睛放光，言谈间充满了对“领导”的恭维，让我浑身不自在。王主任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着，后来这位罗经理大概是酒劲上来了，倒头便睡，鼾声震天。
“这位罗老板，倒是活得挺自在。”我低声调侃了一句，试图缓和一下被“教育”后略显严肃的气氛。
王主任轻轻“哼”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庙小菩萨大，水浅王八多。下面这样的人，少不了。你以后见得多了，就知道了。”
正说着，列车员推着售货小车经过，喊着：“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腿收一下咯！”
我看着那小车上琳琅满目的零食，摸了摸口袋里微薄的工资，最终还是没开口。王主任却叫停了小车，掏钱买了两包五香花生米，递给我一包。
“路上还长，垫垫肚子。单位的差旅补助有限，能省则省。”他说道，语气里带着长辈式的关照。
我道了谢，剥开花生。焦香的花生仁在嘴里化开，暂时驱散了旅途的疲惫和内心的些许忐忑。这小小的分享，拉近了我与这位严肃领导的距离。
火车继续前行，穿过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站台上挤满了背着大包小裹、面色疲惫的旅客。他们努力地想挤上车厢，场面一时有些混乱。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被人流挤得踉踉跄跄，心一下子揪紧了。
“每年都这样。”王主任也看着窗外，轻轻叹了口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城里机会多，谁都想去搏一搏。可城里，也不是遍地黄金啊。”
他的感慨，带着一种深沉的、我暂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忧虑。这与罗经理那种浮夸的活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忽然意识到，这列南下的火车，不仅仅载着我和王主任去完成一项调研任务，它更像一个微缩的社会，装载着各种各样的梦想、营生和难以言说的现实。
火车缓缓开动，将站台的喧嚣再次抛在身后。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远方的村庄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每一盏灯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和故事？我们此去要调研的“农民负担”问题，在这些灯火下，又会呈现出怎样具体而微的面貌？
王主任不再说话，重新拿起了《内参选编》，仿佛刚才的交谈只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我知道，他看似随意的话语，像一颗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
对面的罗经理翻了个身，鼾声稍歇，咂咂嘴，嘟囔了一句模糊的梦话：“……李镇长……好说……好说……”
我捏着手里那颗没剥开的花生，感受着指尖的坚硬触感。前路未知，或许正如王主任暗示的那样，并不全然是阳光大道。但这列向南的火车，已经载着我，驶离了熟悉的象牙塔和机关大院，正扎向一片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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