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信的调令，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周一正式下达。
文件措辞严谨，充满了组织对一位老同志的关怀与肯定，“因年龄原因”、“另有任用”、“赴省人大担任常务副主任”，每一个字都符合规定，却也像这秋雨一样，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凉意。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省政府办公楼的每一个角落。我坐在秘书室的椅子上，能清晰地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变化。先前那些恨不得一天跑八趟来请示汇报、脸上永远堆着热情笑容的处长、主任们，脚步变得迟疑了，经过周省长——不，现在应该叫周主任——办公室门口时，眼神都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窥探，仿佛那里面不是一位即将卸任的领导，而是一个需要保持距离的……嗯，用后来赵瑞龙调侃我的话来说，叫“政治敏感源”。
电话也骤然安静了下来。以前，这部红色保密电话和那部白色外线电话，像是比赛谁更响似的，从早到晚不得安宁。如今，它们乖巧地趴在桌上，大半天也难得吭一声。世态炎凉，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近距离地触摸到它的形状，冰冷，且棱角分明。
周汝信本人倒是异常平静。他花了一天时间，默默地清理自己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大部分文件资料按规定移交归档，私人物品不多：一个用了很多年、漆皮都有些脱落的陶瓷茶杯；几本边角翻卷的《资治通鉴》；还有一张压在玻璃板下、已经微微泛黄的全家福。
我进去帮他打包时，他正拿着那张全家福出神。照片上，年轻的他穿着白衬衫，笑容爽朗，身边的妻子温婉，儿子虎头虎脑。那时的他，眼里有光。
“致远，来了。”他听到动静，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照片小心地收进一个牛皮纸袋里，“没什么东西，一会儿就好。”
他的动作不疾不徐，甚至比平时更慢几分，像是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仪式。我看着他略显佝偻的背影，鼻头有些发酸。这就是曾经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拍着桌子要求“改革胆子再大一点”的周副省长吗？权力的潮水退去，留下的只是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孤独的背影。
“省长……”我喉咙有些发紧，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安慰？显得苍白。愤懑？更不合时宜。
他摆摆手，打断了我可能出口的任何话，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人大好啊，清静。以后可以按时上下班，读读书，练练字，我这毛笔字，是该捡起来了。”他甚至还试图挤出一个笑容，但那笑容只牵动了嘴角的肌肉，并未抵达眼底。
我把最后几本书放进纸箱，用胶带封好。箱子不重，但我感觉手里沉甸甸的。
“走吧。”周汝信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环视了一下这间他使用了近五年的办公室，目光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那面鲜红的国旗上停留了片刻，最终什么也没说，率先走出了门。
走廊里空荡荡的，偶尔遇到一两个工作人员，也都远远地就低下头，或者假装没看见，快步溜走。我们乘坐的电梯，一路下行，无人打扰。
专车已经在楼下等候。司机老张看到我们，连忙下来打开后备箱，态度依旧恭敬，但眼神里也多了些别的东西。他把那个装着周汝信全部“家当”的纸箱，轻轻地放在后备箱的角落里。
车子驶出省政府大院，汇入车流。周汝信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不知是累了，还是在思考。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繁华依旧，但车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城西，一栋有些年头的苏式建筑，红墙黑瓦，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下，环境幽静，甚至……幽静得有些过分。与省政府大院那种进进出出、人人步履匆匆、空气中都弥漫着“事儿”的氛围截然不同。这里连鸟叫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车子在大门口被拦下，即使车牌是省政府的，站岗的武警还是一丝不苟地检查了证件，又电话确认了预约，才予以放行。流程规范，但透着一种不近人情的疏离。
院子里，几个穿着中山装的老同志正背着手，慢悠悠地散步，低声交谈着。看到周汝信的车进来，他们投来几道审视的、带着些许好奇的目光，随即又转开，继续他们的踱步。那是真正的“老”同志，头发花白，步履蹒跚，这里仿佛是时间流速更慢的一个空间。
周汝信的“新”办公室在二楼东头，面积不小，但采光一般，午后的阳光艰难地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在蒙着一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几道昏黄的光柱。家具是旧的，带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旧木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过去”的气息。
秘书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着厚厚眼镜的男同志，姓吴。他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条斯理，帮周汝信把纸箱放在办公桌上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日常作息、文件传阅流程，便安静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周汝信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窗台的灰尘，又看了看窗外院子里那几个还在原地转圈散步的老同志背影。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变成了一尊雕像。
终于，他转过身，脸上依旧没什么波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声音不大，却像一块冰砸在我心上：
“致远，看到了吗？这就是……冷衙门。”
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的，或许，也包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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