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的暗战暂告一段落，但留给江辰的思考却愈发沉重。无论是数据壁垒还是产业争夺，最终都要落脚于这座城市的具体治理和民生福祉。在忙于宏观战略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忘记“城市的核心是人”这个基本原则。一个周五的下午，他没有通知任何部门，只带着秘书，轻车简从地来到了位于老城区的桃园小区。
桃园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常住居民以老年人和外来租户为主。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日常事务由社区居委会代管。江辰此行的目的，是想亲眼看看，在那些宏大的发展规划和数据之外，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
走进小区，映入眼帘的是斑驳的墙面、杂乱的电线、稀疏的绿化以及随处可见的私搭乱建。几个老人坐在楼下晒太阳，眼神略显麻木。社区居委会设在小区入口处一栋简陋的二层小楼里。江辰走进去时，只有一名年轻的女社工在值班，正对着电脑录入资料，忙得头也抬不起来。听说市委书记来了，女孩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小姑娘，别紧张。我就随便看看。居委会就你一个人？”江辰和气地问。
“不…不是，主任和另外两个同事去街道开会了。”女孩小声回答。
“平时居民来办事多吗？主要办些什么？”
“挺多的…开各种证明，反映下水道堵塞、邻里纠纷什么的…我们人手少，有时候也解决不了，只能往上报。”女孩语气中带着无奈。
江辰在居委会转了一圈，墙上的制度牌琳琅满目，但感觉与居民的实际生活有层隔膜。他谢过女社工，信步走进小区深处。在小区中心的小花园，他看到一群老人正围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走近一听，原来是在商议更换老旧电梯的事情。小区三栋楼的六部电梯都已超期服役，故障频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苦不堪言。居委会协调过多次，但涉及每户分摊数万元的费用，低楼层住户不愿意出钱，高层住户又无力独自承担，事情一直僵持着。
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站了出来，他拿着一份手写的方案，声音洪亮地说：“老伙计们，光靠等不是办法！我提议，咱们每栋楼自己先成立一个‘楼栋自管小组’，选出代表，逐户上门做工作，把账算清楚，把方案讲明白。愿意先出钱的住户签名，达到一定比例我们就先动起来！咱们自己管自己的事，不能什么都指望上面！”
老人思路清晰，方案务实，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江辰在一旁默默观察，觉得这位老人不简单。经询问，得知老人名叫周明德，是小区里的老住户，退休前是市机械厂的工程师，为人热心，很有威信，是小区里实际的“主心骨”。他组织的这个“楼栋自管会”是纯民间自发，却比正式的居委会更贴近居民，也更有行动力。
江辰主动上前与周明德握手交谈。“周老，您这个自管会的想法很好啊，居民自治，这是方向。”
周明德苦笑一下：“书记，没办法啊。居委会就那么几个人，管着好几个小区，忙不过来。我们自己的事，自己不想办法，谁管？就是有时候名不正言不顺，办事也难。”
这次走访，让江辰深受触动。回到市委，他立即让政研室梳理全市社区治理的情况，发现桃园小区的问题并非个例。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负担过重，与居民生活脱节；“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现象普遍存在。而像周明德这样有热情、有能力的居民骨干，却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平台。
在随后召开的基层治理创新座谈会上，江辰提出了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设想：强化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推动管理服务重心下移，培育扶持像“楼栋自管会”、“业主议事会”这样的社区社会组织，赋予其更多协商、管理、监督权限，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我们要把‘沉默的大多数’动员起来，让他们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而不是旁观者。”江辰强调。
然而，这一设想在推行中遇到了阻力。首先来自街道和社区层面。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私下抱怨：“江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但居民自治谈何容易？搞不好就是添乱。万一自管会乱收费、或者决策不透明，出了事最后擦屁股的还是我们街道。还不如我们直接管省心。” 社区干部也担心权力被分流，存在抵触情绪。
市长方远在听取汇报后，也表示疑虑：“江书记，社区治理很重要，但当前我们的重心还是发展经济。投入太多精力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会不会分散抓发展的注意力？而且，居民自治尺度不好把握，容易引发新的矛盾。”
面对阻力，江辰没有强行推进，而是选择继续深入调研，并指示在桃园小区等几个基础较好的社区进行试点，给予政策支持，但不定框框，鼓励基层探索。同时，他要求民政、组织部门研究制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和监管的指导办法。
几天后，周明德老人通过社区渠道，给江辰捎来一封信。信中除了汇报电梯筹资进展顺利（已有超过八成住户签字）外，还反映了一个新问题：小区临街的一排公共用房，被一家物业公司以极低价格长期租用，但租金收入和用途从未公开，居民怀疑收益被侵占，多次向社区和区房管局反映，均石沉大海。
“江书记，我们不怕出钱出力，就怕不公平、不透明。”周明德在信末写道。
这封信，让江辰的目光再次变得锐利。社区微治理，不仅关乎民生琐事，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基层权力的运行和干部作风。桃园小区的电梯和公共用房问题，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推动社区治理变革，阻力不仅仅来自于观念，更可能触及某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这场发生在城市最末梢的“静悄悄的革命”，其意义和难度，或许并不亚于任何一场宏大的经济战役。它考验的，是执政者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和穿透最后一公里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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