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满载基层呼声与鲜活案例的调研报告，江辰回到了国家发改委。调研的收获是丰硕的，但更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地方提出的建议，转化为可操作、能落地的国家政策，并推动相关部门形成共识。他分管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政策文件起草工作，进入了最关键也最艰难的部际协调阶段。
起草组在充分吸收调研成果基础上，数易其稿，形成了《关于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份文件旨在破解当前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如要素流动不畅、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有待提高等。文件提出了若干创新性举措，如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并建立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的机制等。
然而，这些改革举措，几乎每一项都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都触及相关部委的职权边界。征求意见稿甫一发至几十个相关部委和各省（区、市），反馈意见便如雪片般飞来。有的表示原则支持但建议谨慎推进，有的对具体条款提出质疑，有的则从部门职责角度提出了几乎推倒重来的修改意见。协调的难度，远超江辰最初的想象。
第一次部际协调会，在发改委一间中型会议室举行。与会的有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人社部、央行等近十个部委的司局级领导。会议气氛看似平和，实则暗流涌动。
会议由江辰主持。他开场便定下基调：“同志们，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本着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开门见山，畅所欲言，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充分讨论，特别是对存在分歧的条款，深入交换意见，争取求同存异，形成最大共识。”
讨论首先聚焦在“跨区域产业转移税收分享”上。文件建议，对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由转出地和转入地政府按一定比例和年限进行分享，以调动转出地的积极性。
财政部的同志首先发言，语气谨慎：“江主任，各位同志。税收分享涉及财政体制，非常敏感复杂。现行税制下，税收与税源地基本保持一致，是基本原则。搞跨区域分享，会改变现有利益格局，可能引发地区间新的矛盾，也增加了税收征管和分配的难度。建议对此要深入研究，审慎试点，不宜在指导性文件中普遍推开。”
来自东部某经济大省的参会代表暗自点头，显然担心本地税源流失。而中西部省份的代表则面露期待。
江辰回应：“财政部的顾虑很有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关键，如果转出地没有积极性，甚至设置隐形壁垒，转移就难以顺畅进行。税收分享是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目的是‘做大蛋糕’并更合理地切分蛋糕。我们可以考虑先选择部分重点合作区域、重点产业开展试点，探索经验，完善方案。‘改革难免触动利益，调整是为了更优的格局。’ 不能因为难，就不作为。”
随后，关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讨论更加激烈。文件提出要提高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探索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环境部的同志表示支持，但强调：“补偿标准要科学合理，真正体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资金不能光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要建立稳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自然资源部的同志则提出：“生态补偿往往涉及耕地、林地、草原等不同用途土地的转换和补偿，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紧密衔接，不能单兵突进。”
来自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代表强烈要求加大补偿力度，而下游受益地区则对补偿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效率表示关注。
江辰一边记录，一边引导：“生态补偿是块硬骨头，但再硬也要啃。关键是建立‘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市场化、多元化机制。标准要科学，渠道要多元，绩效要考核。可以考虑通过提高生态转移支付系数、设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鼓励开展水权交易等方式综合施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座金山需要科学的计量和合理的兑换机制。’”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上午，各方意见充分表达，分歧明显。江辰意识到，协调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总结道：“感谢各位坦诚的意见。看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沟通协商。请起草组认真梳理研究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建议，对文件进行修改完善。我们接下来可以采取‘小范围磋商’‘一对一沟通’等方式，就难点焦点问题寻求突破。目标是拿出一份既能体现改革方向、又能兼顾各方关切、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质量文件。”
散会后，江辰感到一阵疲惫，这比在地方协调一个具体项目要耗费心神得多。他吩咐秘书，立即安排与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委对口司局的负责人进行小范围、更深入的沟通。同时，他亲自给几位意见较大的部委分管领导打电话，预约时间当面交流，争取理解和支持。
在一次次电话沟通、面对面交流中，江辰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智慧。他既坚持文件的核心改革方向不动摇，又在具体条款设计上展现出灵活性，寻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他善于用调研中鲜活的案例和数据来说话，让对方理解政策设计的初衷和预期效果。
经过多轮艰苦的协调磨合，文件草案终于形成了初步共识版本。虽然部分条款作了妥协，但改革的核心内容得以保留。当修改后的文件再次提交委务会讨论时，获得了通过。江辰深知，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续的政策出台、试点推广、效果评估，还有更多的协调工作要做。但这次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国家层面推动改革的复杂性与艺术性，也锤炼了他在更高层级上进行利益平衡和政策博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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