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年（公元231年）开始，到甲寅年（公元234年）结束，一共四年。
魏明帝太和五年（辛亥年，公元231年）
春季，二月：吴主孙权授予太常潘濬符节，命他与吕岱统领五万军队讨伐武陵五溪蛮夷。潘濬的姨表兄弟蒋琬是蜀汉诸葛亮的长史。武陵太守卫旍（jing）上奏说潘濬派密使与蒋琬联系，似乎有投靠蜀汉的打算。孙权说：“潘承明（潘濬字）不会做这种事。”立即把卫旍的奏表封好给潘濬看，并召回卫旍，免去他的官职。
卫温、诸葛直的军队在海上航行了一年多，士兵因瘟疫疾病死了十分之八九。亶洲（传说中地名，或指日本）极其遥远，最终没能到达，只俘虏了夷洲（台湾）数千人返回。卫温、诸葛直因无功被处死。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李严（此时已改名李平）为中都护，代理丞相府事务。诸葛亮亲自率领各军北伐，包围祁山，用木牛（一种运输工具）运粮。当时魏国大司马曹真病重，魏明帝命令司马懿西进屯驻长安，统领将军张合、费曜、戴陵、郭淮等抵御诸葛亮。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一直没下雨（旱灾）。
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留下四千精兵守卫上邽（gui，今甘肃天水），其余军队全部出动，西进救援祁山。张合建议分兵驻扎在雍县（今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司马懿说：“如果估计前锋部队能独自抵挡敌军，将军你的话是对的。如果前锋不能抵挡敌军而被分割成前后两部，这就像当年楚国的三军被黥布（英布）各个击破一样。”于是全军推进。诸葛亮分兵继续包围祁山，自己亲率主力到上邽迎战司马懿。郭淮、费曜等拦截诸葛亮，被诸葛亮击败。诸葛亮趁机大量收割上邽的麦子，随后与司马懿在上邽以东相遇。司马懿收拢军队，凭借险要据守，不与蜀军交战，诸葛亮只好率军返回。司马懿尾随诸葛亮到达卤城（今甘肃天水、礼县之间）。张合说：“他们远道而来迎战我们，求战不得，认为我们利在避免决战，想用持久战来拖垮他们。况且祁山守军知道主力就在附近，人心自然稳固。我们可以停驻在此地，分出一支奇兵，包抄到蜀军后方，不应该这样进逼却又不敢交战，白白丧失人心。现在诸葛亮孤军深入，粮食又少，很快就要撤退了。”司马懿不听，继续尾随蜀军。追上后，又登山扎营，不肯出战。贾诩、魏平多次请战，甚至说：“您畏惧蜀军如同畏惧老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司马懿很不高兴。将领们都纷纷请战。夏季，五月，辛巳日：司马懿终于命张合攻击包围祁山南围的蜀将何平（王平），自己从中路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缴获铠甲头盔三千件，司马懿退回大营坚守。六月：诸葛亮因粮草耗尽退兵，司马懿派张合追击。张合追到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木门道），与诸葛亮交战。蜀军在高处设下埋伏，弓弩乱发，飞箭射中张合右膝，张合阵亡。
秋季，七月，乙酉日：魏明帝的皇子曹殷出生，大赦天下。
自曹丕（魏文帝）黄初年间以来，对诸侯王的禁令非常严厉苛刻。官吏督察急迫，以至于诸侯王的亲戚姻亲都不敢互相问候。东阿王曹植上书说：“尧帝的教化，是先亲后疏，由近及远。周文王先给妻子做榜样，再推及兄弟，进而治理好国家。陛下您具有唐尧一样敬慎明察的品德，效法文王一样小心谨慎的仁爱，恩惠遍及后宫，慈爱显明于九族，百官轮番休息，依次入朝，处理公务不耽误朝廷大事，个人情感也能在私室表达，亲情的渠道畅通，庆贺吊唁的感情得以表达，真可以说是以恕己之心治理万民，广施恩惠啊。至于我呢，与陛下的人伦联系断绝，在圣明时代被禁锢，我私下感到悲伤。我不敢奢望与志同道合者交往，办理私事，叙说人伦之情。近来连婚姻不能通，兄弟隔绝，吉凶消息不通，庆贺吊唁的礼节废弃。恩义断绝，比路人还疏远；隔绝的差异，比胡越异族还大。如今我因这严厉的制度，永远没有朝见陛下的希望，至于倾心皇室，情系宫阙，神明是知道的。然而天意如此，又能说什么呢！退一步想，各诸侯王常有亲近和睦的心思，希望陛下大发恩诏，让各封国之间可以互相问候，四时节庆得以往来，以叙骨肉亲情，成全兄弟间和乐深厚的道义。妃妾的家属，馈赠的脂粉香泽，每年可以再通音讯，使她们与皇亲贵戚同沾恩义，与朝廷百官共享恩惠。这样，古人所赞叹的，风雅所歌颂的，就能再现于圣世了！我私下反省，自己并无微末的用处；但看看陛下提拔授官的人，如果把我当作异姓大臣，我私下思量，才能并不比朝廷大臣差。如果能让我脱下王服，戴上武弁（武官帽），解下朱绂（王侯佩印的丝带），佩上青绂（官员绶带），担任驸马都尉或奉车都尉之类的官职，得到一个名号，安居京城，执鞭驾车，出入随从陛下的车驾，应答陛下的询问，在左右拾遗补阙，这是我内心最大的愿望，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远慕《鹿鸣》诗中君臣宴饮的和乐，中咏《常棣》诗中‘兄弟非外人’的告诫，下思《伐木》诗中朋友相亲的意义，最终感怀《蓼莪》诗中父母恩德难报的哀思。每逢节日聚会，我孤独一人，身边只有奴仆，面对的是妻子儿女，高谈阔论无人应对，精微道理无处施展，听到音乐就捶胸，面对酒杯就叹息。我深知犬马般的忠诚不能打动人心，就像人的真诚不能感动上天一样。城墙为忠诚而崩塌、上天为冤屈而降霜的故事，我当初相信，但以我的心情来比照，那不过是空话罢了！就像葵花和豆叶向着太阳，虽然太阳不为它们回转光芒，但它们向往之心是真诚的。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至于能否降下天地的恩泽，垂布日、月、星辰的光辉，那就在于陛下了。我听说《文子》说：‘不要做第一个享福的人，也不要做第一个惹祸的人。’如今兄弟隔绝，友于之情（兄弟情谊）同样忧虑，而我独自上书直言，实在是不愿在圣明之世有得不到恩泽的人，想让陛下光大普照天下的美德，显扬光明盛大的教化啊！”明帝下诏答复说：“教化的兴衰，各有其缘由，并非都是善始恶终，这是时势造成的。现在下令各封国间兄弟情谊简慢，妃妾家属的馈赠稀少，原本没有禁锢各封国互通音讯的诏令。可能是矫枉过正，下面的官吏害怕责罚，才造成这种情况。我已下令主管官员，按你的要求办理。”
曹植又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从代国（封地）出发时，怀疑朝廷有变，宋昌说：‘朝内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这样的宗亲，外有齐王（刘襄）、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邪王（刘泽），这些都是磐石般坚固的宗族，请大王不要疑虑。’我希望陛下远观周文王依靠虢仲、虢叔两位弟弟的辅佐，中思周成王依靠召公、毕公的辅佐，下存宋昌所说的‘磐石之固’的道理。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发抖，是忘了自己披着虎皮啊。如今朝廷任命将领不妥当，就与此相似。所以俗话说：‘怕的是做事的人不懂，懂的人不能做。’从前管叔、蔡叔被流放诛杀，周公、召公作辅臣；叔鱼（羊舌鲋）犯罪被杀，叔向（羊舌肸）却辅助国家。像三监（管叔、蔡叔、霍叔）那样的罪过，我自愿承担；像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想必离陛下不远。宗室贵族和藩王之中，必有能担当此任的人。能使天下倾耳注目的人，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他们的谋略能改变君主的主意，威势能震慑下属。豪门大族执政，不在于是否是皇亲；权力所在之处，即使疏远也必受重视；失去权势，即使亲近也必被轻视。取代齐国的是田氏家族，不是吕氏宗族；瓜分晋国的是赵、魏，不是姬姓。希望陛下明察。如果国家吉祥就专享其位，国家凶险就逃离祸患的人，是异姓大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显贵，存则共享荣华，死则同赴危难的人，是皇族大臣。如今陛下反而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私下感到困惑。我与陛下同甘共苦，登山涉涧，寒冷湿热，无论高低都共同承受，怎能离开陛下呢！心中不胜愤懑，谨上表陈述。如果说的不对，请暂且收藏在书府，不要立即销毁，我死之后，或许值得思考。如果其中有一丝一毫能符合圣意，请将它公布于朝廷，让博古通今之士，指正我奏表中不合道义之处，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明帝只是用措辞优美的诏书回复了事。
八月：明帝下诏说：“先帝（曹丕）曾颁布诏令，不准诸王留在京都，是考虑到幼主在位，母后摄政，要防微杜渐，这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朕不见诸王已有十二年，悠悠思念之情，怎能不深！现命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派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来京朝见。以后再有少主（年幼皇帝）在位，母后在宫的情况，仍按先帝的诏令执行。”
蜀汉丞相诸葛亮进攻祁山时，李平（李严）留守后方，负责督运军粮。正值天降大雨，李平担心运粮不继，派参军狐忠（马忠）、督军成藩（人名）传达旨意，叫诸葛亮退军。诸葛亮接到命令退兵。李平听说军队退回，又假装吃惊，说：“军粮充足，为何就退兵了？”又想杀掉督运粮草的岑述以推卸自己失职的责任。同时上表给后主刘禅，说：“军队假装撤退，是想引诱敌人交战。”诸葛亮出示李平前后亲笔书信和奏表，证明他前后矛盾，言行不一。李平理屈词穷，认罪伏法。于是诸葛亮上表列举李平前后的过失罪恶，将他免官，削去爵位和封地，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又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并写信告诫他说：“我和你们父子同心协力辅助汉室，上表推荐你父亲任中都护，主管汉中事务，委任你镇守东关（江州），自认为至诚感动，始终可以信赖，哪里想到中途会出变故！如果你父亲能反省过失，一心为国，你与蒋琬推诚共事，那么阻塞可以重新畅通，失去的可以再回来。仔细想想我的劝诫，明白我的用心！”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孝起（陈震字）以前曾对我说李平（正方）胸中有鳞甲（心机深重，难以接近），同乡们都认为他不可亲近。我以为有鳞甲的人只要不去触犯他就行了，没想到他竟做出像苏秦、张仪那样反复无常的事来（指欺诈），真该让孝起知道。”冬季，十月：吴主孙权派中郎将孙布假装投降，以引诱魏国扬州刺史王凌。孙权在阜陵（今安徽全椒东）设下伏兵等待。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路途遥远不能自行到达，请派兵接应。”王凌将孙布的信上报，请求派兵马去迎接。征东将军满宠认为必定有诈，不派兵，并替王凌写了回信说：“你知晓邪正，想避祸归顺，离开暴政，回归正道，非常值得嘉许。本想派兵迎接，但考虑兵少则不足保卫你，兵多则事情必然泄露。暂且先秘密筹划，以实现你的本意，临事再斟酌处理。”适逢满宠接到诏书入朝，他命令留府长史：“如果王凌要去迎接孙布，不要给他军队。”王凌后来要不到兵，就单独派一名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乘夜袭击，督将逃走，士兵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子。此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老嗜酒，不可担任一方统帅。明帝打算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在地方上有功勋；等到镇守淮南，吴人畏惧他。如果情况不像王凌说的那样，反而会被敌人窥探虚实。可以让他回朝，询问东方事务来考察他。”明帝听从了。满宠到京后，身体健康，明帝慰劳后让他返回任所。
十一月，戊戌日（三十日）：发生日食。
十二月，戊午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丁卯日：吴国大赦天下，改明年年号为嘉禾（公元232年）。
魏明帝太和六年（壬子年，公元232年）
春季，正月：吴主孙权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今湖北鄂州）入京（建业）探望孙权，趁机陈述自己长期远离父母，未尽孝道；又陈述陆逊忠诚勤勉，没有可顾虑担忧的事。孙权于是留孙登在建业。
二月：魏明帝下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如东阿王曹植的封地称“东阿国”）。
明帝的爱女曹淑夭折，明帝非常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为她建立祭庙，安葬在南陵。明帝要取已故甄皇后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追封甄黄为列侯，并为他安排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还想亲自送葬，又想去许昌。司空陈群劝谏说：“八岁夭折的孩子，按礼制丧仪已不完备，何况公主不满周岁，却用成人的礼仪送葬，为她制作丧服，满朝穿白衣，朝夕哭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墓，亲自送葬上车！希望陛下抑制这些无益有害的举动，这是全国百姓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想去许昌，太后和皇后的宫室上下，都要随同东行，朝廷上下无不惊怪。有人说陛下想避灾，有人说想迁移宫殿，还有人不知原因。我认为吉凶自有天命，祸福在于人事，迁移避灾也不会有用。如果一定要迁移避灾，修缮金墉城西宫和孟津的离宫，都可暂时分住，何必整个皇宫暴露在野外！公家私人的耗费，不可估量。况且贤士贤人，还不轻易搬家以求安宁乡里，使乡人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统治万国的君主，行动举止，怎能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曹丕）、武宣皇后（卞氏）去世，陛下都没送葬，为的是以国家为重，防备意外；何至于为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去送葬呢！”明帝都不听。三月，癸酉日：明帝东巡。
吴主孙权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当初，虞翻性情疏直，多次酒后失言，又喜欢顶撞人，常被人诽谤诋毁。孙权曾与张昭谈论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却谈论神仙，世上哪有什么仙人！”孙权对虞翻的积怒不止一次，于是将他流放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说后，认为应该讨伐五溪蛮，辽东遥远，即使公孙渊归附也不值得获取，如今舍弃人力财物去求马，既非国家之利，又怕无所得。想劝谏又不敢，写奏表给吕岱，吕岱没有上报。又因被诬告（因爱憎而被谗毁），被再次流放到苍梧郡猛陵县。
夏季，四月，壬寅日：明帝到达许昌。
五月：皇子曹殷夭折。
秋季，七月：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明帝巡幸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整修许昌宫，兴建景福殿、承光殿。
公孙渊暗怀二心，多次与吴国来往。明帝命汝南太守田豫统领青州各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道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互相吞并的国家，没有侵扰背叛的臣属，都不宜轻易讨伐。讨伐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作乱。所以说：‘虎狼当道，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辽东远在海边，世代称臣纳贡，每年都选送计吏、孝廉，不缺职贡，议者却要首先讨伐。即使一举攻克，得到其百姓不足增益我国，得到其财物不足使我们富足；倘若不如意，那就是结怨失信了。”明帝不听。田豫等前往征讨，都无功而返，明帝下诏撤军。田豫认为吴国使者周贺等将要返回，年底风大，他们必定害怕风浪，东面没有海岸停泊，会前往成山（今山东荣成成山头），成山没有藏船的地方，于是擅自率兵驻扎在成山。周贺等返航到成山时，遭遇大风，田豫率兵攻击周贺等，将其斩杀。吴主孙权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话，于是从交州召回虞翻。但虞翻已去世，孙权命将其灵柩运回安葬。
十一月，庚寅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十二月：明帝返回许昌宫。
侍中刘晔被明帝亲近器重。明帝准备讨伐蜀国，朝廷内外大臣都说不可。刘晔入宫与明帝商议，则说可以讨伐；出宫与朝臣谈论，则说不可以。刘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都很有道理。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很看重刘晔，他坚持不可伐蜀的意见最坚决，每次从宫中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就对他讲不可伐蜀的道理。后来杨暨与明帝讨论伐蜀之事，杨暨恳切劝谏，明帝说：“你是个书生，哪里懂得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确实不足采纳，但侍中刘晔是先帝（曹丕）的谋臣，他也常说蜀国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对我说蜀国可以讨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召刘晔来，问他，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单独晋见，刘晔责备明帝说：“讨伐别国，是重大决策，我能参与这样的机密，常怕说梦话泄露而增加我的罪过，怎敢对别人说！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尚未开始，越保密越好。陛下公开泄露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知道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宫后，责备杨暨说：“钓鱼的人钓到大鱼，会放长线随鱼游动，等到可以制服时才拉线，这样就没有钓不到的。君主的威严，岂止是大鱼！你确实是直臣，但计谋不足采纳，不可不仔细思考啊。”杨暨也向他道歉。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善于窥探迎合陛下的意向。陛下可以试着与刘晔交谈，都反着问，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您反着问的内容相反，那就证明刘晔的意见常与圣意相合。如果每次回答都相同，刘晔的真实想法就暴露了。”明帝照此试验，果然发现了刘晔的迎合，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被贬为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评论说：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诚实，确实如此啊！以刘晔的聪明才智和权变谋略，如果能坚守道德仁义，履行忠诚信实，即使古代最贤能的人，又有谁能超过他呢！但他只倚仗才智，不注重真诚笃实，在内失去君主的信任，在外受困于世俗的议论，最终危及自身，岂不可惜！
刘晔曾诬陷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很害怕，把这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即使意见不合，最多不过不做三公罢了。”几天后，明帝对陈矫的疑虑果然消解。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能受到宠幸。廉昭喜欢挑剔群臣的小过失来讨好明帝。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见廉昭弹劾左丞曹璠，说他因处罚之事未按诏书要求呈报，因而获罪被审问。廉昭又说：‘其他应获罪者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辩解，情辞恳切。我私下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能安邦治民，无不是远得百姓欢心，近尽群臣才智。如今陛下忧劳国事，有时亲自处理到深夜，但各种事务不见成效，刑罚禁令日益松弛。究其原因，并非只是臣子不尽忠，也是君主不能善用臣下。百里奚在虞国愚钝而在秦国智慧，豫让在中行氏手下苟且偷生而为智伯尽忠效死，这是古人明证。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上古贤臣）的遥远踪迹，坐等后世的俊杰吗！如今所谓贤才，都当了大官享受厚禄了，然而侍奉君主的节操没有树立，为公尽力的心思不专一，是因为委任不专，而世俗忌讳太多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必是忠臣。现在关系疏远的人诋毁他人，陛下就怀疑他出于私心报复所恨的人；赞誉他人，陛下就怀疑他出于私心偏爱所亲的人。左右近臣又趁机进谗言，使疏远者不敢批评或赞扬，以至于政事得失，也都嫌而不言。陛下应当考虑如何开阔朝臣的心胸，勉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觉效法古人，垂名青史；反而让廉昭之流扰乱其间，我担心大臣们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从前周公告诫鲁侯（伯禽）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重用。’说的是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尚书》列举舜的功绩，说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无论大小都要除去。现在朝臣们不认为自己无能，而认为陛下不信任；不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陛下不询问。陛下何不遵循周公的用人之道，效法大舜的退人之法，让侍中、尚书等大臣坐则侍奉帷幄，行则随从御驾，亲自回答诏问，各自陈述见解，那么群臣的品行才能都能知晓。忠诚有才者晋升，昏庸低劣者黜退，谁还敢犹豫不决而不尽力？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使群臣各尽其才，贤愚优劣，在于陛下使用。这样来治理事务，何事不成？这样来建立功业，何功不立！每当有战事，诏书常说：‘谁该为此忧虑呢？我自己担忧罢了。’最近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没有，只是先公后私就自然办到了。’细读诏书，可知陛下对下情了解很深，但也奇怪陛下不治根本而担忧枝节。人的才能高低，实有本性，即使我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明主用人，应使有才能者不遗余力，无能者不得占据其位。推举选拔的人不称职，未必有罪；整个朝廷容忍不称职的人，才奇怪呢！陛下知道他不尽力却替他担忧职责，知道他无能却教他做事，这岂止是君主辛劳而臣下安逸？即使圣贤并存于世，终究不能以此治理国家！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禁令不严，私下请托不断，设立出入宫廷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把守官署大门，这实在不是禁绝奸邪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尚且被弹劾，奏章纷纷；最近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司马懿）狂妄悖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默不作声，望风迎合旨意，比接受请托还严重。这是选拔人才不按实情的例证。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用今比古，是陛下自己没有督查执行必要的惩罚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出入宫廷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应有的措施。如果我的建议能被采纳一点，还怕奸邪不除，而养着廉昭这类人吗！揭发奸邪，是忠诚的行为；然而世人憎恨小人去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且求官。如果陛下不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必定认为违背众人、触犯世情是为国尽忠，暗中告密是尽心节操，哪有通才大德的人反而不能做这种事呢？实在是顾及道义而不愿做罢了。如果天下人都背道而逐利，那才是君主最忧虑的事，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明帝曾突然来到尚书台门前，陈矫跪着问：“陛下想去哪里？”明帝说：“想看看文书。”陈矫说：“这是臣的职责，不是陛下该亲临的。如果臣不称职，就请罢黜我，陛下应当回去。”明帝惭愧，掉头返回。明帝曾问陈矫：“司马懿（司马公）忠诚正直，可说是国家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众望所归的人，是否是国家栋梁之臣，臣不知道。”
吴国陆逊率军指向庐江（今安徽潜山），朝中议论认为应火速救援。满宠说：“庐江虽小，但将领精干，士兵精锐，防守能坚持一段时间。再者，敌军弃船登陆深入二百里，后方空虚断绝，不来进攻还想引诱他们来，现在应听任他们推进。只怕他们逃跑都来不及呢。”于是整顿军队直奔杨宜口（今地不详）。吴军听说后，连夜撤走。当时，吴军每年都有入侵计划。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长江湖泊，北远寿春，敌军围攻合肥，可以据水为势；我军救援，须先击破其主力，才能解围。敌军来攻容易，我军救援困难。应将城内的驻军移到城西三十里处，那里有奇险可依，另建新城固守。这是将敌军引到平地而断其归路的好计策。”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认为：“这样做既是向天下示弱，又是望见敌军烟火就毁坏自己的城池，这叫不攻自破。一旦如此，敌军劫掠将无限度，我们只能退守淮北。”明帝未批准。满宠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有能力要装作没有，用小利使敌人骄傲，显示恐惧来迷惑敌人，这说明表象与实力不必一致。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要制造假象。’现在敌军未到就移城后撤，这就是制造假象引诱他们。把敌军引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军事行动得手于外，福佑就产生于内了！”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高明，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魏明帝青龙元年（癸丑年，公元233年）
春季，正月，甲申日：有青龙出现在摩陂的水井中。二月：明帝亲临摩陂观看青龙，改年号为青龙。
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带着表章向吴国称臣。吴主孙权大喜，为此大赦天下。三月：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兵万人，携带金银财宝及九锡（天子赐给诸侯的九种器物）等全套封赏物品，渡海封公孙渊为燕王。满朝大臣从顾雍以下都劝谏，认为：“公孙渊不可信，恩宠礼遇太过分了，只可派一般官吏和少量士兵护送宿舒、孙综回去。”孙权不听。张昭说：“公孙渊背叛魏国害怕讨伐，远来求援，并非本意。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想向魏国表明心迹，我们的两位使臣回不来，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孙权反复驳斥张昭，张昭愈加坚持己见。孙权不能忍受，手按佩刀发怒说：“吴国士人入宫则拜我，出宫则拜您，我敬重您已到极点，而您多次当众顶撞我，我常怕自己忍不住（杀了您）！”张昭凝视孙权说：“我虽知自己的话不会被采纳，但每次竭尽愚忠，实在是因为太后（吴夫人）临终时，将老臣叫到床前，留下遗诏嘱托的话还在耳边啊！”说完泪流满面。孙权将刀扔在地上，与张昭相对哭泣。但最终还是派张弥、许晏去了。张昭愤恨自己的话不被采纳，称病不上朝。孙权怨恨他，命人用土封堵他家大门，张昭又在里面用土封住门。
夏季，五月，戊寅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闰月，庚寅日（初一）：发生日食。
六月：洛阳宫鞠室（蹴鞠室，或为宫殿名）发生火灾。
鲜卑首领轲比能引诱保塞（依附魏国）的鲜卑首领步度根与他深结和亲，亲自率万骑到陉岭（今山西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迎接步度根的家眷和财产。并州刺史毕轨上表请求立即出兵，对外威慑轲比能，对内镇抚步度根。明帝看表后说：“步度根已被轲比能引诱，有疑惧之心。现在毕轨出兵，要小心不要越过边塞超过句注山（陉岭）。”等到诏书到达，毕轨已进军驻扎在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派将军苏尚、董弼追击鲜卑。轲比能派儿子率一千多骑兵迎接步度根部众，与苏尚、董弼相遇，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交战，苏、董二将战死，步度根与泄归泥（步度根之侄）的部落全部叛逃出塞，与轲比能联合侵扰边境。明帝派骁骑将军秦朗率中军讨伐，轲比能逃往漠北，泄归泥率部众投降。步度根不久被轲比能杀死。
公孙渊自知吴国遥远难以依靠，于是斩杀张弥、许晏等人，将首级传送魏都洛阳，全部吞没了吴国的士兵和物资珍宝。冬季，十二月：明帝下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吴主孙权听说后，大怒说：“朕年已六十，世间艰难容易的事，没有没经历过的。近来被这鼠辈戏弄，令人气涌如山。不亲手砍下这鼠辈的头扔进海里，无颜再君临万国！即使颠沛困顿，也不以为恨！”
陆逊上疏说：“陛下以神明英武的资质，承受天命，在乌林大破曹操，在西陵击败刘备，在荆州擒获关羽。这三个强敌，都是当世雄杰，都被挫败锋芒。圣明的教化所及，万里如草随风倒，正应扫平中原，统一天下。如今不忍小忿而大发雷霆之怒，违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富贵者不近险地）的古训，轻视天子之尊，这是臣困惑的地方。臣听说，行万里路的人不在中途停步，图谋天下的人不因小事害大业。强寇在边境，偏远地区尚未归附，陛下乘船远征，必给敌人可乘之机，祸患临头才忧虑，后悔莫及。如果能使统一大业成功，公孙渊不用讨伐自会归服。如今却舍不得辽东的士兵和马匹，为何独独要抛弃江东万世安定的基业而不顾惜呢！”尚书仆射薛综上疏说：“从前汉元帝想乘楼船（船队），薛广德请求自刎以血染车。为什么？因为水火之险最为危险，不是帝王应涉足的。如今辽东是戎狄小国，没有坚固城池，没有防御之术，兵器钝劣，如犬羊般不成组织，前往必能擒获，确如陛下明诏所言。然而那里土地贫瘠寒冷，庄稼不能生长，百姓习惯骑马，迁徙无常，突然听说大军到来，自量不能匹敌，如鸟兽惊骇四散，一人一马都难见到，即使得到空地，守住也无益，这是不可取之一。加上海上波涛汹涌，有成山（成山头）那样的险难，海上航行无常，风波难免，转瞬之间，人船就可能遭遇不测，即使有尧舜的德行，智慧无法施展；有孟贲、夏育的勇猛，力量无从施展，这是不可取之二。再加上海上雾气弥漫，盐卤水汽蒸腾，容易滋生毒疮，互相传染，凡在海上航行的人，很少不生这种病，这是不可取之三。天生神圣的陛下，应把握时机平定祸乱，使百姓安康。如今逆贼（指曹魏）将灭，海内将要平定，却要违背必然成功的计划，寻找极其危险的险阻，忽视九州（指江东）的稳固，发泄一时的愤怒，既非国家大计，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事，这实在是群臣所以倾身屏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原因。”选曹尚书陆瑁上疏说：“北寇（魏国）与我国土地相连，一旦有隙，就会乘机进攻。我国之所以渡海买马，曲意结交公孙渊，是为解眼前之急，除掉心腹之患（魏国）。现在反而舍本逐末，弃近图远，因一时愤怒改变计划，激动兴师，这正是狡猾的敌人（魏国）所希望的，不是大吴的上策。再者，兵家战术，常以劳役使敌人疲惫，以逸待劳，得失之间，察觉要快。而且沓渚（沓津，今辽宁大连附近）离公孙渊处，路途尚远，我军到达岸边，兵力要分三份：让强兵进攻，其次守船，再次运粮。人数虽多，难以全部投入作战。加上步行背粮，长途深入，敌地多马，截击无常。如果公孙渊狡猾欺诈，与魏国并未断绝关系，我军出动之日，他们就会唇齿相依（联合）；如果公孙渊确实孤立无援，他畏惧而远逃，或许难以及时消灭。假使天子的征讨稽延于北疆，而山越（江东山区的反抗势力）乘机而起，恐怕不是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孙权仍未同意。陆瑁再次上疏说：“战争，本是前代用来诛灭暴乱、威慑四夷的手段。但战事都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坐在朝廷之上，从容商议。至于中原鼎沸，九州纷争之时，大抵须深根固本，爱惜民力财力，没有在此时舍近求远，使军队疲惫的。从前尉佗（南越王赵佗）叛逆，僭号称帝，当时天下安定，百姓富足，但汉文帝仍认为远征不易，只是派人晓谕而已。如今凶顽（魏国）未灭，边境仍需警戒，不宜把公孙渊放在首位。愿陛下抑制威怒，运用计谋，暂息六军（大军），潜心谋划，为将来打算，天下大幸！”孙权这才作罢。
孙权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坚持不上朝。孙权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喊他，张昭推说病重。孙权放火烧他家大门，想吓他出来，张昭还是不出来。孙权命人灭火，在门外等了很久。张昭的儿子们一起扶张昭起床，孙权用车把他载回宫，深切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才恢复朝会。
当初，张弥、许晏等到达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孙渊企图谋害他们，就先将他们的官兵分散。中使（宦官）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六十名官兵被安置在玄菟郡（治今辽宁沈阳东）。玄菟在辽东以北二百里，太守王赞管辖二百户人家。秦旦等都住在百姓家，靠他们供给饮食。过了四十多天，秦旦与张群等商议说：“我们远负国家使命，被抛弃在此地，与死无异。如今观察此郡，防卫很弱，如果我们同心协力，放火烧城，杀死官吏，为国家报仇雪耻，然后一死，也足以无憾。这比苟且偷生，长期做囚徒强多了！”张群等都赞成。于是暗中约定在八月十九日夜起事。当天中午，被郡中人张松告密，王赞便集合军队，关闭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都翻城逃走。当时张群膝盖生疮，无法跟上同伴，杜德常搀扶照顾他一起走，跋涉山谷六七百里。张群伤势加重，无法再走，躺在草丛中，大家守着他哭泣。张群说：“我不幸伤重，离死不远，你们快走，希望能有人脱险，白白守着我一起死在穷山恶谷中，有什么用！”杜德说：“万里流离，生死与共，不忍心抛下你。”于是推秦旦、黄强先走，杜德独自留下守护张群，采集野菜野果给他吃。秦旦、黄强走了几天，到达高句丽（今朝鲜半岛北部），假传吴主诏令给高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说吴主有赏赐，但被辽东劫夺。位宫等大喜，即接受诏令，命使臣随秦旦回去迎接张群、杜德，派二十五名皂衣（差役）送秦旦等返回吴国，上表称臣，进贡貂皮一千张，鹖鸡皮十件。秦旦等见到孙权，悲喜交加，不能自制。孙权赞赏他们的壮烈，都任命为校尉。
同年（232年）：吴主孙权出兵想围攻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西北），因新城远离水道，停留二十多天不敢下船。满宠对将领们说：“孙权得知我们移筑新城（指满宠建议在合肥城西三十里另建新城），必定在部众中说过自大的话。如今大举而来，想一举成功，虽不敢来攻，必定会上岸炫耀兵力以示有余。”于是暗中派六千步骑兵，埋伏在肥水（淝水）隐蔽处等待。孙权果然上岸炫耀兵力，满宠的伏兵突然杀出攻击，斩杀数百人，有的吴兵跳水淹死。孙权又派全琮进攻六安（今安徽六安），也未攻克。
蜀汉庲降都督张翼执法严峻，南夷首领刘胄反叛。丞相诸葛亮任命参军巴西人马忠接替张翼，召张翼回来。有人对张翼说应速回成都请罪。张翼说：“不对！我因蛮夷叛乱，治理不力，才被召回。但接替者未到，我正身临战场，应当转运粮草，储备物资，作为消灭叛贼的资本，怎能因被贬黜就废弃公事呢！”于是继续统领事务毫不松懈，等马忠到后才出发。马忠利用他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将其斩杀。
诸葛亮鼓励农耕，讲习武备，制造木牛、流马（改进的运输工具）运粮，在斜谷口聚集粮食，修建斜谷邸阁（粮仓）；让百姓士兵休养生息，三年后再用兵。
魏明帝青龙二年（甲寅年，公元234年）
春季，二月：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从斜谷道出击，同时派使者联络吴国同时大举进攻。
三月，庚寅日：山阳公（汉献帝刘协）去世，魏明帝身穿素服发丧。
己酉日：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瘟疫流行。
崇华殿发生火灾。
诸葛亮抵达郿县，驻扎在渭水南岸。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抵抗，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出兵，依山向东，确实值得忧虑；如果他向西登上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将领们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驻扎在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必定会争夺北原（五丈原北），应抢先占据。”议事者多不以为然，郭淮说：“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与北山（指五丈原以北山地）连兵，隔绝陇道，动摇民心胡人，这对国家不利。”司马懿便命郭淮屯兵北原。营垒尚未筑成，蜀军大至，郭淮迎击将其击退。诸葛亮因前几次出兵都因粮草不济，使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于是分出部分士兵就地屯田，作为长久驻军的基础。屯田士兵与渭水边居民混杂相处，百姓安居，军队不扰民。
五月：吴主孙权进驻巢湖口（今安徽巢湖），兵锋指向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大军；又派陆逊、诸葛瑾率一万多人进入江夏、沔口（今湖北武汉），兵锋指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兵锋指向广陵（今江苏扬州）、淮阴（今江苏淮安）。六月：满宠想率各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倾巢出动大举进犯，不是为小利，是想以新城为诱饵吸引我军主力决战。应听任他们攻城，挫其锐气，不应与其争锋。城若攻不破，敌军必然疲惫懈怠；疲惫后再攻击，可获大胜。如果敌人看穿此计，必不攻城，将自行撤退。如果立即进兵，正中了他们的计策。”
当时东部（扬州）的官兵正分批次休假，满宠上表请求召回中央部队，并召集休假的将士，等兵力集结后再出击。散骑常侍广平人刘邵建议说：“敌军刚到，心志专一，士气正锐。满宠以少量兵力在自己的防区作战，如果立即进击，必难取胜。满宠请求等待援兵，并无不妥，我认为可先派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作为前锋出发，扬言大军进发，虚张声势。骑兵到合肥后，疏散队列，多设旌旗战鼓，在城下炫耀兵力，然后转到敌军背后，断其归路，截其粮道。敌军听说大军来援，骑兵断其后路，必定震惊逃走，不战自破。”明帝采纳。满宠想撤出新城守军，诱敌深入寿春（今安徽寿县），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帝派兵据守略阳，终破隗嚣；先帝（曹操）东方设置合肥，南方坚守襄阳，西方固守祁山，敌军来攻总是败于这三城之下，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必争之地。纵然孙权进攻新城，也必定攻不下。命令诸将坚守，我将亲自征讨，等我到时，恐怕孙权已逃走了。”于是派征蜀护军秦朗率步骑二万援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并敕令司马懿：“只许坚守壁垒挫敌锐气，使他们进攻不能得逞，撤退无法追击，长期停留则粮尽，抢掠又无收获，就必定撤退；撤退时追击，才是全胜之道。”秋季，七月，壬寅日：明帝亲乘龙舟东征。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军的攻城器械，射死孙权的侄子孙泰；加上吴军士兵多染疾病。明帝离新城还有数百里时，迷惑吴军的疑兵已先到达。孙权起初以为明帝不会亲征，听说大军将至，便撤走了，孙韶也退兵。
陆逊派亲信韩扁送奏表给孙权，被魏军巡逻兵抓获。诸葛瑾听说后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陛下（孙权）已返回，敌人抓获韩扁，完全掌握了我军虚实，而且江水枯浅，应急速撤退。”陆逊未答复，正催促部众种蔓菁、豆子，与将领们下棋、射箭游戏如常。诸葛瑾说：“伯言（陆逊字）足智多谋，他必有办法。”便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军知道陛下已回，再无忧虑，得以全力对付我们。敌军已守住要害之处，我军将士军心不稳，我们应当镇定以稳定军心，再施展灵活战术，然后退兵。如果现在就撤退，敌军会以为我们害怕，必然乘势进逼，那就是必败之势了。”于是秘密与诸葛瑾定计，让诸葛瑾督率船队，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进发。魏军向来畏惧陆逊的名声，立即回军奔赴襄阳。诸葛瑾便率船队驶出，陆逊从容整顿队伍，虚张声势，步行到江边登船，魏军不敢逼近。军队行到白围（今地不详），假称要打猎，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均在今湖北境内），斩杀俘获一千余人后返回。群臣认为司马懿正与诸葛亮对峙难分胜负，明帝可西行到长安。明帝说：“孙权逃走，诸葛亮吓破了胆，大军足以制伏他，我无忧了。”于是进军到寿春，评定诸将功劳，按等级封赏。
八月，壬申日：将汉孝献帝（刘协）安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北）。
辛巳日：明帝返回许昌宫。
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一百多天，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就派人送给司马懿妇女用的头巾服饰（羞辱他怯战）。司马懿大怒，上表请求出战。明帝派卫尉辛毘持符节任军师节制司马懿（不准出战）。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佐治（辛毘字）持符节来到，敌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无战意，之所以坚持请战，只是向部众显示勇武罢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真能制胜于我，何必千里迢迢向天子请战呢！”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只问诸葛亮睡眠饮食和事务繁简，不谈军事。使者回答：“诸葛公早起晚睡，处罚二十杖以上的事都亲自过目；所吃食物不到几升。”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怎能长久呢！”诸葛亮病重，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前来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李福到后，与诸葛亮交谈完毕告辞，过了几天又返回。诸葛亮说：“我知道你返回的用意，近日虽然整天交谈，仍有未尽之事，你是来要我做出决断的。你所要问的事，蒋琬是合适人选。”李福道歉说：“先前确实忘了请教，如您百年之后谁可担当重任，所以返回。再请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说：“费祎（字文伟）可以继任。”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不回答。
当月（八月）：诸葛亮在军中去世。长史杨仪整顿军队撤退。百姓跑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率军追击。姜维命杨仪调转战旗，擂响战鼓，做出回击司马懿的样子。司马懿收军后退，不敢进逼。于是杨仪结阵退去，进入斜谷后才发丧。百姓为此编了谚语：“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司马懿字）。”司马懿听说后，笑道：“这是我只能预料活着的诸葛亮，不能预料他死后的缘故啊！”司马懿察看诸葛亮留下的营垒处所，叹息道：“真是天下奇才啊！”追到赤岸（今陕西留坝北），没能追上而回。
当初，蜀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待士兵。每次随诸葛亮出兵，总想请求分兵万人，与诸葛亮分道进兵，在潼关会师，如同韩信当年的做法，诸葛亮总是制止不允许。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叹息自己的才干未能充分发挥。杨仪为人干练机敏，诸葛亮每次出兵，杨仪常负责规划部署，筹集粮草，不假思索，片刻便处理完毕，军中调度安排，都依靠杨仪办理。魏延性格高傲，当时众将都避让他，唯独杨仪不迁就魏延，魏延对此极为忿恨，两人势如水火。诸葛亮深爱二人之才，不忍心偏废任何一方。
费祎出使吴国，吴主孙权喝醉，问费祎：“杨仪、魏延，不过是放牛牧马的小人，虽然曾为时务（蜀汉）效过犬马之劳（有过贡献），但既然已任用他们，情势上就不能轻视。一旦诸葛亮不在了，必定酿成祸乱。你们这群人昏庸糊涂，不知对此防患，难道这就是所谓为子孙谋划吗？”费祎回答：“杨仪、魏延不和，起因于私人恩怨，并无黥布、韩信那样难御的叛逆之心。如今正要扫除强敌，统一中原，功业靠人才成就，事业靠人才扩大，如果舍弃他们不用，为防后患而不用，就像为防风波而废弃舟船，不是长远之计。”
诸葛亮病危时，与杨仪及司马费祎等安排身后退军事宜，命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大军就自行出发。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秘不发丧，让费祎去试探魏延的意向。魏延说：“丞相虽死，我魏延还在。丞相府的亲信官属，可将灵柩送回安葬，我自当率各军进攻敌人；怎么能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天下大事呢！况且我魏延是什么人，岂能被杨仪约束，做断后的将领！”于是自己与费祎共同部署行留安排，让费祎亲笔书写与自己联名，传告诸将。费祎骗魏延说：“我当为您回去向杨长史解释。杨长史是文官，很少经历军事，必定不会违抗您的命令。”费祎出营门后，策马飞奔而去。魏延随即后悔，但已追不上了。
魏延派人探看杨仪动静，得知杨仪等准备按诸葛亮既定部署，各营依次领军撤退。魏延大怒，抢在杨仪出发前，率领所属部队径直南归，沿途烧毁所过栈道。魏延、杨仪各自上表指控对方叛逆，一天之内，告急文书交相传递到成都。后主刘禅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杨仪等命士兵砍伐山林开辟通道，昼夜兼行，也跟在魏延之后。魏延先到，占据南谷口（今陕西汉中北），派兵迎击杨仪等。杨仪等命将军何平（王平）在前抵御魏延。何平斥责魏延的先头部队说：“丞相刚死，尸骨未寒，你们怎敢如此！”魏延的士兵知道魏延理亏，不肯为他卖命，都溃散了。魏延只带着几个儿子逃亡，奔向汉中。杨仪派将领马岱追上斩杀了他，并诛灭魏延三族。蒋琬率宿卫各营北上处理危难，走了几十里，传来魏延的死讯，于是返回。当初，魏延想杀杨仪等，希望舆论推举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所以不向北投降魏国而南归攻击杨仪，实际并无反叛之意。各军返回成都，大赦天下，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当初，诸葛亮曾向后主上表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已很宽裕。我不经营别的产业来增加收入。我死之日，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外面有多余的财产，以免辜负陛下。”最终果然如此。丞相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说：“丞相赏赐不遗漏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的人，官爵不能无功获取，刑罚不能因权贵豁免，这就是贤愚都能忘身报国的原因啊！”
陈寿评论说：诸葛亮担任丞相，安抚百姓，明示礼仪法度，精简官职，依从权宜之制，开诚布公；对尽忠有益国家者，即使是仇人也必加赏赐；对违法失职者，即使是亲信也必予惩罚；对认罪悔改者，即使罪重也必从宽释放；对巧言掩饰罪过者，即使罪轻也必严惩；再小的善行也无不奖赏，再小的恶行也无不贬责；处理事务精明干练，凡事抓住根本，依据名义要求实效，极端厌恶虚伪。终于使蜀国境内的人都敬畏爱戴他，刑罚政令虽然严厉却无人怨恨，是因为他用心公平而劝戒分明。他可说是懂得治国之道的杰出人才，能与管仲、萧何相媲美了！
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才能名声应做诸葛亮的副手，常因职位清闲而怏怏不乐，不断抱怨诽谤。诸葛亮将廖立废为平民，流放到汶山（今四川汶川）。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流泪说：“我终究要成为异族（指永无出头之日）了！”李平（李严）听说后，也发病而死。李平常盼望诸葛亮能重新起用自己，得以弥补过失、官复原职，估计后人不会这样做的缘故。
习凿齿评论说：从前管仲没收伯氏骈邑三百户，伯氏至死无怨言，圣人（孔子）认为很难。诸葛亮使廖立垂泣，李平（李严）致死，岂止是没有怨言而已！水极平，邪恶者也会取法；镜极明，丑陋者也会忘记发怒。水和镜之所以能穷尽物象而不招怨谤，是因为它们无私。水和镜无私，尚且能免遭诽谤，何况大人君子胸怀乐生之心，流布怜悯宽恕的恩德，执法于不可不罚之时，刑罚加于自犯之罪，授爵不偏私，诛杀不迁怒，天下还有不心服的人吗！
蜀地百姓纷纷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祭庙，后主刘禅不准。百姓于是在道路旁和田野上逢节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上书说：“请在靠近其墓地（定军山）的沔阳（今陕西勉县），建立一座祭庙，禁止民间私祭。”后主同意了。
后主任命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授予符节，督守汉中；任命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管国事，不久又加任蒋琬代理都护（行都护），授予符节，兼任益州刺史。当时刚丧失统帅（诸葛亮），远近危惧。蒋琬出类拔萃，位在百官之上，既无悲戚表情，也无喜悦神色，神态举止，一如平日，因此众人渐渐信服。吴国人听说诸葛亮去世，担心魏国乘机攻蜀，增加巴丘（今湖南岳阳）守军一万人，一是想救援蜀国，二是想乘机瓜分蜀国。蜀国人听说后，也增加永安的守军以防备意外。后主派右中郎将宗预出使吴国，吴主孙权问：“东吴与西蜀，如同一家，听说西蜀增加了白帝城（永安）的守军，为什么？”宗预回答：“我认为东吴增加巴丘的戍卒，西蜀增加白帝的守军，都是形势使然，都不足以互相询问。”孙权大笑，赞赏他坦率真诚，待他的礼节仅次于邓芝。
吴国诸葛恪认为丹杨郡（今江苏南京及安徽宣城、黄山一带）山势险峻，百姓大多果敢强劲，虽以前曾征发士兵，但只得到外县平民而已。其余住在深山远地的人，未能全部擒获，多次请求出任地方官去征召，三年可得到甲士四万。众人议论都认为：“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相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当地深居的百姓，从未进过城邑，见过官吏，都手持兵器在山野中生活，直到老死林莽；逃亡的惯犯，都一起逃窜山中。山中出产铜铁，他们自己铸造兵器铠甲。民俗崇尚武力，熟习打仗，崇尚气力；他们登山赴险，穿越荆棘丛林，如鱼游深渊，猿猴攀树。不时窥伺可乘之机，出山抢掠。每次派兵征讨，寻找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战则蜂拥而至，败则如鸟兽散。自前代以来，一直不能制服。”都认为难以成功。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后，也认为此事最终办不到，叹息说：“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盛，将要使我族灭门了！”诸葛恪极力陈述必定成功的理由，孙权于是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兼任丹杨太守，让他实施计划。
冬季，十一月：洛阳发生地震。
吴国潘濬讨伐武陵蛮夷，几年间，斩杀俘获数万人。从此群蛮势力衰弱，一方安宁。十一月（疑为十二月或次年）：潘濬返回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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