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一场源自古老命题的变革风暴，已在天启二十八年的岁末悄然酝酿。这一次，矛头直指帝国财政的另一根支柱——盐政。
这一日，都察院一位素以敢言着称的年轻御史张文熙（虚构人物），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上，抛出了一份石破天惊的《盐政积弊疏》。疏中直言，当前实行的“纲盐法”，盐引为少数大盐商把持，官商勾结，层层盘剥，导致官盐价高而质劣，私盐泛滥而难禁，朝廷盐课收入逐年萎缩，百姓深受其害。
“臣请革除纲盐旧法，仿唐宋‘钞引法’之精神，结合当下时势，推行‘盐票制’！”张文熙声音清朗，却字字如锤，“废除世袭盐引，盐票公开拍卖，价高者得，一年一换。另设‘盐政稽查司’，独立于地方，专司盐场生产、运输及销售之监督，严打私盐，确保盐课充盈，盐价平稳！”
此议一出，举座皆惊。这不仅是要动盐商的奶酪，更是要撼动依附在旧盐政上百年的一整套官僚和地方势力体系。
消息传出，最先坐不住的是扬州、杭州等地的纲盐总商。他们凭借世袭盐引，富可敌国，与朝中高官、地方大吏关系盘根错节。几乎在张文熙上疏的第二天，几位盐商巨头便已齐聚南京，重金聘请名士撰写驳斥文章，四处奔走，联络朝中故旧，试图将这股“歪风”扼杀在摇篮里。
在议会内部，争论也异常激烈。来自两淮、两浙盐区的议员们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或本身与盐业利益相关，或承受着来自地方盐商和官僚的巨大压力。
“纲盐法行之百年，虽有积弊，然骤然更张，恐生大乱！”一位扬州籍的议员痛心疾首，“盐课乃国库重要来源，一旦改制不畅，盐课锐减，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更何况，数十万盐丁、运夫、及相关商户生计系于一旦，若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岂是儿戏？！”
他们再次祭出“祖制”和“民瘼”的大旗，与漕运改革时的反对言论如出一辙。
然而，支持改革的议员则针锋相对。“正是因为有数十万人依附于此腐朽之制，才更需改革！纲盐之弊，在于垄断，在于不公！盐票拍卖，引入竞争，方能打破垄断，使盐价回归合理。至于相关人员安置，漕运改革已有先例，为何不能参照执行？”
双方引经据典，数据与情绪齐飞，议会之内，俨然成了第二个盐业战场。
更微妙的是皇帝的态度。盐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内帑，供养着庞大的皇室和宦官系统。改革盐政，无疑会触动皇帝自身的钱袋子。天启帝对此事的关注，甚至超过了之前的预算审议。他多次召见户部尚书和内阁大臣，详细询问盐政改革的利弊得失，以及可能对内帑产生的影响。魏忠贤更是暗中授意依附于他的官员，在朝会上大谈“盐政之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宜缓不宜急”。
林川洞若观火。他知道，盐政改革比漕运折色更为复杂，触及的利益集团更为庞大和顽固，甚至牵涉到皇室的直接利益。这绝非一纸议会决议就能推行。
他授意顾炎成等人，暂缓在议会进行强行表决，而是先将《盐政积弊疏》及各方意见公之于众，同时在《大明公报》上开辟专栏，邀请支持与反对的官员、学者、乃至商人（匿名）发表看法，进行公开辩论。
一时间，南京城内，茶楼酒肆，士林坊间，“盐政”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支持改革者列举盐商奢靡、盐价高昂、私盐横行的事实；反对者则描绘改制可能带来的混乱、失业和盐课风险。格物院甚至有人撰文，探讨如何利用新式运输工具和管理方法，来降低盐的运输和分销成本，为改革提供技术支持。
这场大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它像一场思想的洗礼，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盐政的弊端，思考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原本对改革懵懂或无感的普通士民，也开始意识到，这关乎他们每日必需的食盐价格与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中小商人看到了打破巨头垄断、参与盐业经营的机会，开始暗中支持改革。甚至部分较为开明的地方官员，也意识到旧盐政对地方经济的束缚和吏治的腐蚀，态度悄然转变。
压力，同样也传导到了盐商巨头和保守派官员身上。他们发现，单纯的阻挠和恐吓已经难以完全压制改革的声浪。尤其是当皇帝在一次听取汇报时，不经意间问起“若行盐票，内帡所得，会比现今多还是少”时，更让一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寒冬将尽，春雪初融。关于盐政的公开辩论暂时告一段落，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各方势力都在重新评估形势，调整策略。盐政改革的草案，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开始在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内，进行着艰难而细致的起草与修改。每一个条款，每一个数字，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
这一次，旧势力的反扑不再仅仅是朝堂上的慷慨陈词，更包含了台下的交易、妥协、乃至更为隐秘的威胁。而新制度的生命力，则在于其能否在这种复杂至极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到那条既能推进变革，又能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狭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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