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议试点的章程刚刚颁布，尚未及在地方激起实质波澜，一场关乎帝国未来思想与人才根基的较量，已在南京城的书院与学堂间骤然爆发。这一次，冲突的焦点并非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承载着知识传承与价值塑造的载体——教科书。
事情的起因，是议会教育委员会依据之前通过的《科举革新暂行条例》精神，组织格物院学士、开明儒者及部分西洋传教士（以学术顾问身份），着手编纂一套旨在“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蒙学与经学新读本，暂定名为《启明丛书》。编撰者的初衷，是希望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注解之外，为幼童及学子引入一些基础的算术、地理、物理常识，以及对经典中“格物致知”精神的新解。
当这套丛书的编纂大纲和部分初稿，在征求各方意见时流传出去后，立刻在士林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以讲授朱子注疏、专攻八股制艺为生的塾师和书院山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套新学教材一旦推行，他们安身立命的学问根基将受到巨大冲击。
“荒谬！简直荒谬！”南京城内一家着名书院的山长，在召集门生议事时，气得胡子直抖，“蒙学乃童蒙养正之始，自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如今这《启明丛书》是何物？竟要将那‘奇技淫巧’的算术、那‘海外荒诞’的地理，与圣贤经典并列？！此非教导，实乃污染童心，败坏学术之源！”
更让守旧派无法接受的是，丛书编委会中，竟有西洋传教士参与！尽管这些传教士主要提供的是数学、历法、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识，且经过了格物院的严格审核与本土化改编，但在保守士大夫看来，这无异于“以夷变夏”，是比格物院本身更为严重的文化入侵。
都察院再次成为反对力量汇聚的中心。李守俊此次的抨击，较之以往更加上纲上线，充满了卫道者的悲愤。
“陛下！学术乃天下之本！士子之心，乃国家之魂！”他手持一份《启明丛书》中关于“地球圆形说”的章节摘录，痛心疾首地呈送御前，“臣闻此丛书，竟妄言天圆地方之古训为谬，宣扬海外蛮夷之邪说！更将泰西之人引入编撰，此与引狼入室何异？！若使此等书籍流传，则我华夏学子将不辨华夷，不尊圣道，数千年之文明道统，必将毁于一旦！此乃亡天下之道，非止亡国也！”
他的言论，迅速得到了众多翰林、科道官以及各地书院山长的联名响应。反对的声浪不再局限于朝堂，更席卷了整个士林。南京国子监的监生们再次被动员起来，他们聚集在编撰《启明丛书》的文渊阁外，虽未冲击，但终日诵读经典，以示“护道”决心，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一些激进者，甚至开始编纂批判《启明丛书》的“驳议”文章，准备与支持者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笔战。
民间也受到了影响。许多望子成龙的士绅家庭，听闻新教材“离经叛道”，纷纷告诫子弟只可专心传统经义，不可沾染“杂学”。一些原本对格物院抱有好奇的年轻士子，在此氛围下也开始犹豫退缩。
面对如此汹涌的“卫道”浪潮，编撰工作陷入了停滞。参与编撰的一些较为温和的儒者承受不住压力，萌生退意。格物院的学士们虽然坚持，但在纯粹的理论辩驳上，一时难以抵挡对方引经据典、占据道德高地的攻击。
议会内部，支持编纂新教材的议员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反对者斥责他们“数典忘祖”，甚至将近年来社会上的种种“乱象”都归咎于这类“异端邪说”的萌芽。
林川深知，这场关于“新学”的争论，远比之前的政策博弈更为根本。它关乎知识体系的定义权，关乎这个帝国未来将拥抱什么样的世界观。他再次展现出其深远的布局能力。
他没有要求编撰工作强行推进，也没有立刻在议会进行表决支持，而是采取了更为迂回而坚定的策略。
首先，他请王贞仪出面，不在经义上与其纠缠，而是组织格物院，在南京玄武湖畔举办一场小规模的“格物新知”公开展示。用改良的望远镜请士民观看月相星辰，用水力模型演示机械原理，用精确绘制的《大明寰宇全图》（吸收了西方地理知识，但以大明为中心）展示世界的广阔。让事实说话，让好奇心来对抗恐惧。
其次，他让顾炎成等支持改革的学者，不再急于为《启明丛书》整体辩护，而是选择其中一些争议较小的内容，如改进的算术方法、利于农时的节气新解等，撰写文章，单独刊发于《大明公报》，突出其“经世致用”的价值，逐步瓦解“杂学无用”的偏见。
同时，他授意沈万三等商人，在他们资助的义学中，悄悄试用《启明丛书》的算术和地理部分，并记录下学童接受程度和实际效果，积累实证。
最重要的是，林川亲自与编撰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商议，对丛书内容进行策略性调整。暂时弱化那些直接挑战传统宇宙观（如地圆说）的内容，或将其作为“海外一家之言”附录于后，供学有余力者参考，而非主体。将编纂重点，先集中在那些能与传统“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思想更好结合的实用知识上，减少直接的文化冲突。
“欲速则不达。”林川对王贞仪和顾炎成说道，“新学之立，非一蹴而就。当如春雨润物，先求其根植于实学土壤，待枝叶渐丰，自能破石而出。”
这场围绕教科书的“新学之争”，并未能立刻催生出被广泛接受的《启明丛书》，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依旧存在。然而，通过公开展示、分化推广、实证积累和内容策略调整，一股追求实证、开放眼界的潜流，开始在看似铁板一块的传统学术壁垒下，悄然渗透。旧势力赖以控制思想的知识垄断，第一次面临着体系化、渐进式的挑战。新制度的生命力，在其试图重塑帝国知识根基时，再次选择了最为坚韧也最为智慧的持久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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