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川的破局之弈落下,棋盘之上顿时风雷激荡。各方势力在突如其来的反击面前,反应各异,新的冲突与转机在硝烟与微光中交替显现。
苏州方面,新军开赴边境的威慑立竿见影。那无形的兵锋如同冷水泼入滚油,原本气焰嚣张的漕帮内部首先出现了裂痕。几个负责具体闹事的小头目开始畏缩不前,底层漕工更是人心浮动,他们可以为了饭碗闹事,却绝无胆量正面抗衡朝廷经制之师。苏有德感受到的压力骤增,南京守备衙门发来的公文措辞严厉,要求他“克期平乱,保障工筑”,并暗示若再处置不力,将“另委干员”。与此同时,那些被秘密接触的苏州商人,见朝廷态度如此强硬,也开始壮着胆子,或明或暗地表达对铁路的支持,甚至有人主动提出可以协助劝说乡民、提供筑路便利。苏有德骑虎难下,一面是地头蛇的胁迫和自身可能存在的利益牵扯,一面是朝廷不容置疑的意志和潜在的官位不保。他不得不开始严厉约束手下,并派人“劝说”漕帮头目暂避锋芒。苏州铁路沿线的紧张对峙,虽未完全解除,但大规模的暴力阻挠暂时平息,工程在军队护卫下得以艰难重启。然而,暗流依旧涌动,苏有德和漕帮的妥协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在更强硬的力量面前暂时的退缩。
南京户部衙门内,则上演着一场无声却激烈的“夺权”之战。以格物院和议会精英组成的“特别计核小组”进驻之初,遭遇的是老吏们毫不掩饰的敌意与冷眼。空置的值房、杂乱无章的旧档、语焉不详的交接,都是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老司务钱某虽称病在家,其影响力却无处不在。
然而,这群年轻人早有准备。他们不纠缠于历史烂账,而是从当前最紧急的漕粮拨款和官员俸禄发放入手,依据新式会计法,重新建立核算流程。数字不会说谎,严谨的复式记账和清晰的科目设置,很快便厘清了几笔纠缠已久的糊涂账,效率远非旧法可比。当第一笔依据新流程核算、准确无误的款项顺利拨付到位时,一些原本观望的中下层官吏态度开始松动。更让老吏们心惊的是,小组中的格物院学士,开始利用统计知识,分析历年税赋数据,竟从中发现了多处以往被刻意忽略的征收漏洞和区域不平衡问题。这触动的,将是更深层次的利益。胥吏们的“软罢工”,非但未能逼退改革者,反而为对方提供了一个展示新法优越性、瓦解旧体系根基的舞台。恐慌开始在老吏群体中蔓延,他们意识到,这次来的,不是以往那些可以被糊弄或同化的御史清流,而是一群手握新式“武器”、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太医院内的斗争则更为微妙。孙院判等人的联名呈文如石沉大海,并未得到朝廷预期的积极响应。反而,格物院医馆接二连三成功救治危重感染病患的消息,通过病患家属之口和一些小报,在民间悄然传开。求医者络绎不绝,尽管李仲景反复解释产能有限、风险犹存,也无法阻挡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太医院内一些年轻、尚有济世之心的太医,开始按捺不住好奇,私下前往格物院医馆观摩。当他们亲眼看到那些被判“不治”的伤员、产褥热妇人如何在那种奇特的“菌液”作用下转危为安时,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坚守多年的医学理念与眼前铁一般的事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尽管表面上他们仍需遵从孙院判等人的权威,但内心的天平已悄然倾斜。孙院判感受到了这种无声的背离,他更加愤怒,却也更加孤立,只能不断强调“正统”、“古法”,试图维系摇摇欲坠的学术壁垒。
而在股市方面,“临时平准基金”的入场和司法调查的展开,如同给狂泻的洪水打下了两道不太牢固的堤坝。市场恐慌情绪暂时遏制,“江南纺织”的股价在跌至十两(接近其实际资产价值)后开始剧烈震荡,并未继续崩盘。但这远非胜利,财富蒸发带来的怨气仍在街头巷尾弥漫,要求严惩“奸商”、加强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议会内关于《证券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争论也因此被注入了新的紧迫感,反对的声音在确凿的乱象面前减弱了不少。
王贞仪穿梭于这几处战场,协调、督促、安抚。她在户部值房外,听到里面年轻小组成员与残留老吏的激烈辩论;她在格物院医馆,看到李仲景疲惫却坚定的眼神,以及太医院来访者脸上的惊疑与触动;她也感受到苏州方向传来的压力稍减,以及金融市场那脆弱的平静。
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紫金山下那看似平静的别院中运筹帷幄的决断。林川的铁腕,精准地敲打在旧势力最脆弱的环节,而格物院持续产生的技术微光(新会计法的效率、青霉素的疗效),则在这被强行撬开的缝隙中,顽强地渗透进去,试图照亮前路。
破局之弈,初显成效。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被打退的对手不会甘心,被触动的利益集团会反扑,被冲击的观念会挣扎。铁腕可以暂时压制反对的声音,但真正想要赢得这场变革,还需要那星星点点的技术微光,最终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文明之光。接下来的每一步,仍需如履薄冰,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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