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加坡出发，历经月余航行，陈逸轩的福船“昌瑞号”终于摸到了渤海湾的水。
他立于船首，望着天际线那抹土黄，那是华北平原与海河入海口。
泥沙滚滚，近海的水都浑浊异常。
作为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三代福建商贾，陈逸轩早已习惯了南洋那清澈碧蓝的海水，眼前这片苍茫萧瑟的景象，让他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压抑。
“昌瑞号”是一艘典型的福建福船，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深，稳定性极佳，足以抵御远洋的风浪。
但为了与洋人的快船竞争，陈逸轩的“永昌商号”早已为其换装了西式的帆索和导航仪器。即便如此，当一艘冒着滚滚黑烟的轮船从旁驶过时，那巨大的明轮搅起的浪涌依旧让“昌瑞号”颠簸不已。
陈逸轩认得，那是李中堂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的船。
在这片海域，传统的木制帆船早都没落了。
船行至大沽口，景象愈发复杂。
岸边，新建和加固的炮台森然矗立，冰冷的炮口遥指海面，这是直隶总督李大人“自强”洋务的成果。
然而，港口中穿梭的不仅有招商局的轮船和传统的漕运沙船，更有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和星条旗的各国商船。
这里早已不是封闭的家天下了。
一名当地的引水人被小船接上了“昌瑞号”，在他的引导下，福船小心翼翼地驶入蜿蜒曲折的海河河道。
河水愈发浑黄，两岸景物也渐渐清晰。
最先映入陈逸轩眼帘的，是沿河北岸，一片片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拔地而起。
先是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风格的洋行、货栈和住宅，
一条平整的石板路沿河铺开，被人称为“维多利亚道”。
间或可见高耸的教堂尖顶，以及戴着红色缠头、身材高大的印度巡捕在巡逻。
紧接着是法国人的紫竹林租界，建筑风格更为华丽。
这些租界拥有自己的行政、司法乃至警力，俨然是国中之国。
到今年，距离天津首次被迫开辟租界已有近二十年之久，洋人已经深入到这里的方方面面。
“昌瑞号”缓缓驶向三岔河口附近的华人码头，这里的河岸是泥泞的，低矮的青砖瓦房、庙宇和会馆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
码头上人声鼎沸，成百上千的苦力赤裸着上身，喊着沉闷的号子，将一包包货物从驳船上扛到岸上。
船只最终在指定泊位下锚。
不久，一艘挂着黄龙旗和海关旗的小船靠了过来。
登船的并非穿着补服的清朝官员，而是一名高鼻深目的英国人，身后跟着一位穿着长衫、会说流利英语和官话的中国文员。
他们天津海关的关员。
那位洋员一丝不苟地核对了“昌瑞号”的货物清单，计算着应缴的关税。
陈逸轩第一次来天津港交割，但心里也明白，这个国家的部分经济主权，已然掌握在了洋人手中。
他去过上海，也听父亲提起过，早年间，由于外国商船太多，也因为太过腐败，上海道台无法有效管理上海海关，导致关税征收陷入瘫痪。
为了恢复秩序和税收，上海的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地方政府协商，决定由外国人代管上海海关。
事实证明，这种由外籍人员管理的模式非常“高效”且“清廉”。
他们引入了现代化的报关、查验和会计制度，使得关税收入大幅且稳定地增长。
清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模式的巨大好处。
收入不仅稳定可靠，而且十分清廉。在不断需要支付战争赔款和支持洋务运动的时间，这笔钱至关重要。
不仅如今，由外国人居中管理，大大避免了外交争端，还能让全国各口岸的海关管理和关税征收标准得以统一。
于是，大手一挥，全国各口岸的海关管理，关税征收全都交给了英国人赫德建立的总税务司。
天津，这座李鸿章倾注心血打造的洋务运动北方中心，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海河一侧是整洁而强大的租界，另一侧是混乱且苦难的城区。
对比，太过明显了些，让人心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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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信不方便的年节，将价值数万两白银的货物运抵一个陌生的港口再寻找买家，无异于一场豪赌。
永昌商号的生意，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信誉、网络和一种新兴的、介于中西之间的商业秩序。
他没有去喧闹的估衣街或针市街，而是换上一身素雅的丝绸长衫，乘坐一辆在天津已不算罕见的东洋车（人力车），径直前往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
马车驶过平整的碎石路，路旁是高大的白蜡树和新安装的煤气灯柱。
最后在一栋三层高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前停下。
这里是英商“怡和洋行”在天津的分行，一掌控着华北进出口贸易。
推开厚重的木门，室内光线充足，英国职员在各自的隔间里安静地工作。
陈逸轩要见的人并非高高在上的洋人大班，而是这座分行真正的权力核心之一——刘买办。
刘买办，四十余岁，身材微胖，面容精明。
他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袍褂，态度和蔼。
刘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员，他本人也经营着自己的生意，甚至可以动用洋行的资金进行周转。
这些华人买办手里的权利相当大，陈逸轩不敢得罪，恭恭敬敬地行礼。
这些人依附于外国资本却又自成一派，是国内新兴的商人一派。
这笔交易的意向，早在数月前便通过新加坡与天津之间的信件往来敲定。
今日的会面，是最后的验货与交割。
“陈老板，一路辛苦，”刘买办亲自为他沏上一杯茶，语气熟稔，“南洋的风信可还顺？”
“托刘兄的福，一路平安。”
陈逸轩喝了一口茶，开门见山，“货已到港，随时可以查验。”
很快，从“昌瑞号”上取来的货样被一一呈上。
刘买办的伙计们手法娴熟地打开木箱和麻袋。
首先是来自马来半岛霹雳州的锡锭，这是北方军械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必需品。
接着是苏门答腊的黑胡椒和马鲁古群岛的丁香。此外，还有二百包从新加坡转口的曼彻斯特棉布，都是利润丰厚的商品。
刘买办亲自上手，拈起一撮胡椒，嗅了嗅，又用小锤敲了敲锡锭，听其声响。验货过程一丝不苟。
他满意地点点头：“陈老板的货，信得过。”
货款总计三万余海关两，如此巨额的交易，不可能用成箱的现银交割。
刘买办开出了一张天津“蔚丰厚”票号的银票，凭票可以在京、津、沪等各大商埠兑现。另外一部分，则通过本地的钱庄转账，陈逸轩拿到的是钱庄开出的庄票。
交易完成，刘买办设宴款待。
席间，他谈及了北方的时局，语气中带着一丝忧虑：“陈老板，如今生意虽好，但这天津城内外，不太平。从山西、河南那边逃来的灾民，数都数不清。中堂大人虽已下令开仓放粮，各省也在协饷，但这旱灾实在太凶，是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啊。”
陈逸轩礼貌地应和着，心中却不以为然。
他走南闯北，见过的饥民流寇不计其数，早已习以为常。
报纸上虽然闹得凶，但如今国内遍地都是灾祸，谁又可怜谁？
此刻，他满心盘算的，是如何将这笔巨款换成北方的药材、皮货和杂粮，再运回南方，完成这趟贸易的闭环。
完成了商业上的要务，陈逸轩本打算在城中的会馆稍作休整，便着手采购回程的货物。
然而，当他走出英租界的边界，想去城里找点乐子庆祝一下，却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租界边缘的道路还是石板铺就，可再往前走，便成了坑洼不平的土路。
空气中到处都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死人味。
天津老城墙外是连绵不绝的“灾民棚”。
那根本不能称之为居所，只是一些用破芦席、烂布条、碎木板和泥块搭成的低矮窝棚，密密麻麻，无穷无尽。
无数的人就蜷缩在这些窝棚里，或者干脆就躺在路边，一动不动。
陈逸轩强迫自己直视那些“人”。
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的形态，更像是一具具披着破布的骷髅。
他们的皮肤干瘪蜡黄，紧紧地包裹着骨架，腹部却因长期营养不良而病态地鼓胀着。
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眶里，眼神空洞，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片死灰般的麻木。
更让他心胆俱裂的，是路边不时出现的“人市”。
一些尚有几分力气的男人，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领到路边，木然地等待着买主。
那些女孩，不过十岁上下，穿着遮不住身体的破衣，脸上没有泪水，只有与年龄不符，令人心碎的平静。
她们的价钱，或许只是一袋能让家人多活几天的杂粮。
这种卖妻卖子的惨剧，无处不在。
请来的本地跟班小声解释，人贩子们甚至会“百十成群”地驱赶着这些从山西、河南逃难而来的妇女，一路南下贩卖。
在一片相对空旷的场地上，他看到了一个官府或善堂设立的粥厂。
一口巨大的铁锅里熬着稀可见底的米汤，与其说是粥，不如说是米水。
灾民们排着长长的、悄无声息的队伍，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个破碗，或者干脆就是一块瓦片。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领取那份只能吊住性命的流食。
陈逸轩走近粥厂，试图从施粥的人口中了解更多情况，却被跟班死死拉住。
跟班叹了口气，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说：“陈老板省省善心吧….可不敢再往人堆里挤了。前年，就在那边的保生粥厂，也是这样搭的棚子，收留了几千个妇孺。夜里走了水，火借风势，棚子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唉，两千多条人命，活活烧死在里面，哭都哭不出来啊！”
陈逸轩猛地打了个寒颤。
天津港内停泊着能够通达四海的轮船，电报线路可以将信息瞬息传至千里之外，怎么会如此？
他自己刚刚不就挣了钱，一个如此繁盛的跨国的商业体系，怎么会对近在咫尺的人间惨剧无动于衷，或者说无能为力？
官府呢？洋务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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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轩精神恍惚，让车夫带自己又走远了些。
“老板，使不得啊！”
跟班一把拉住他，“城外再远处那些人，眼睛都发绿，早都疯了！”
陈逸轩面色沉重，摆了摆手，强硬带着几个忠心的伙计要去看看。
几个伙计有些害怕，紧了紧随身的兵刃。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去车马行租了几匹马，去城外的村子看看。
大地尽是土黄色，几乎看不到一点点绿，连树几乎也没有。
他的目光被远处几个蠕动的黑影吸引。
那是一些人形的生物。
他们披着分辨不出颜色的破布，佝偻着腰，用手指在泥地里疯狂地挖掘着，找到什么东西便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他朝那几个挖掘的人影行去。
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靠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片了无生机的土地上。
陈逸轩走近了，才看清他们在吃什么——草根，混着泥土的草根。其中一个老者，牙齿早已掉光，正用牙龈费力地磨着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嘴角流下混着血丝的涎水。
看到陈逸轩这个衣着光鲜、面色红润的“闯入者”，他们停下了动作，抬起头。
这些人皮肤是灰黑色的，紧紧地包裹着颧骨，眼窝深陷下去，只剩下两颗混浊的、燃烧着幽绿火焰的眼珠。
他们看着他，没有贪婪，没有祈求，甚至有一种野兽般的审视。
陈启源的心被这眼神刺得生疼。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大灾之年，易子而食。他是听过的。
这不是人，这已经是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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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刚摸黑，他骑马去了位于城南的广肇会馆。
这里是粤商和闽商在天津的聚集地。
陈逸轩拜访了会馆的一位董事，这位是在津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老江湖。
两人谈了许久，陈逸轩久久难言。
他托会馆的伙计找来了几份之前的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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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光绪五年正月初四日（西历1879年1月25日）
录报河南奇惨
豫省遭荒，久已传闻。然其惨状，非亲历者不能道其万一。
顷有友人自豫省返沪，为余述其惨状，可骇可恫，真有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者。
友人云，彼处自去岁大旱之后，田禾颗粒无收，富者食尽存粟，贫者则剥树皮、食草根，殆无余物可食。
入冬以来，风雪交加，寒冻彻骨。贫民无御寒之衣，无果腹之物，僵毙于道者，日不胜计。
初则鬻卖子女，一人之价，不过数百文。
继则有割人肉以食者，初闻之以为诞，后亲见一妇人，面有菜色，携一筐，覆以敝布，探询之，乃人臂也，妇言其夫已饿毙，割其臂以充饥。
又有甚者，结伙掠人而食，途人稍单，辄被戕害。
官府虽设粥厂，然僧多粥少，不能遍及。
且有奸猾之徒，与差役勾结，冒领侵吞，致使真正饥民，不得其食。赈银亦然，层层盘剥，至民手者，所剩无几。
友人行至一村落，四望萧然，不闻鸡犬声。入其村，见数人倒卧于地，气息奄奄。一破屋之中，有母子二人，母已僵毙，其子年约四五岁，尚在母怀，吮其干乳，见人入，毫无声息，盖已饿毙多时矣。此情此景，令人心胆俱裂。
呜呼！天降此奇灾，民遭此惨劫，谁为民父母者，尚忍坐视其民于水火而不一援手乎？书此，亦欲我沪上诸善士，览报而动其恻隐之心，或解囊相助，亦一分功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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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屿，莲花巷林家大宅的后院，天还未亮。
梅姑已经起身了。
她今年四十岁，身材瘦小，面容黝黑，一双手因为常年劳作而布满了老茧和裂口。
她是一名“妈姐”，来自广东顺德。
年轻时，她被卖到了南洋，亲手将头发梳成发髻，对天盟誓，终身不嫁，成了一名顺德自梳女，换来了给主家当下人的机会。
顺德的自梳女在南洋很有市场，这种忠诚可靠，终身不嫁的下人被很多富有的白人家庭和华商喜爱，这得益于她的前辈打下的名声。
十八岁开始，她在槟城，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娘惹大宅里，一做就是二十二年。
她的生活，平静，且日复一日。
天刚蒙蒙亮，她便要劈柴烧水，为主人一家准备洗漱的热水。
然后是清扫庭院，用浸湿的布巾，将每一块花砖擦得锃亮。
接着是准备早餐，女主人林太太的咖啡要用上好的豆子现磨现煮，火候稍有差池，便是一顿尖酸的责骂。
老爷的茶要加药材熬，少一味都不行。
林家是槟城有名的望族，宅邸是一座三进的、中西合璧的庭院。
前厅摆着从清国运来的家具和屏风，墙上挂着英国风景画。梅姑每天都要用鸡毛掸子，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灰尘。
她沉默寡言，手脚麻利，做事从不出错。
这个家后来的女主人林太太对她，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
梅姑话太少，连聊聊天都不能，再者说也没什么文化，毕竟是个下人，也没必要。
但林太太不知道，在这座规矩森严的大宅深处，梅姑和几个女工有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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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秘密，藏在后院最偏僻的柴房里。
每天深夜，当整个大宅都沉入梦乡，梅姑会悄悄地溜出她的下人房，来到堆满木柴和杂物的柴房。
她推开一扇小门，里面是一个被她偷偷隔出来的、仅有数尺见方的狭小空间。
稻草上，躺着三个小小的、熟睡的身体。
这是几个女孩。
最大的不过六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似乎刚出生没几天。
她们都是梅姑从外面捡回来的弃婴。
在槟城，华人重男轻女的风气甚于故土。
一个女婴的降生，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往往意味着一张多出来的、吃饭的嘴。于是，被丢弃在庙口、后巷、垃圾堆旁的女婴，屡见不鲜。
梅姑自己无儿无女，也从未想过嫁人生子。
但她见不得这些鲜活的小生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
似乎是年纪渐长，她的心越来越软，突然就莫名流泪，想念故土。
于是，她捡回了第一个，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她将自己每月仅有的几块钱工钱，全部省下来，托人偷偷买来最便宜的羊奶和米粉。
她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一样，给她们换洗尿布，哼唱着家乡的歌谣哄她们入睡。
这是梅姑生命中唯一的阳光。
每次看到孩子们纯净的笑脸，她就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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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降临的。
那天，林太太最小的儿子在后院玩耍时，不小心将皮球踢进了柴房。他跑进去找球，却听到从柴堆后面传来微弱的、猫叫一般的哭声。
孩子吓得跑回屋里，告诉了母亲。
林太太本就生性多疑，又笃信鬼神之说。她立刻带着几个家丁，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柴房。
当家丁们移开柴堆，露出那扇小门，以及门后那一窝被七岁的小妹抱在怀里的婴儿时，林太太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鬼！有鬼！”她尖叫起来，仿佛看到了什么不祥之物。
那天晚上，梅姑被叫到了正厅。
林太太坐在太师椅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梅姑，眼神里满是厌恶和恐惧。
“梅姑，我在我们家待你不薄吧？”她的声音又尖又细。
“太太待我不薄。”梅姑低着头，声音平静。
“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林家？！”林太太猛地一拍桌子，“你在我的家里，偷偷养着一窝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你知不知道，这些来路不明的弃婴，身上都带着煞气！会败坏我们家的风水！难怪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原来是你这个老虔婆在作祟！”
梅姑没有辩解，只是轻声说：“她们不是野种，她们是人命。”
“人命？”林太太冷笑一声，“是赔钱货的命！我不管她们是什么，明天一早，你把这些脏东西，连同你自己，都给我弄走！我们林家，养不起你这些小鬼！”
梅姑猛地抬起头，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祈求的神色：“太太，您赶我走可以。求求您，让孩子们多留几天，她们太小了，外面风大，会没命的。”
“那是你的事！”林太太厌恶地挥了挥手，“我多留你一天都觉得晦气！立刻给我滚！工钱也别想要了！”
那一夜，槟城下起了瓢泼大雨。
梅姑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怀里抱着最小的婴儿，左手牵着六岁的阿菊，背上背着另一个女娃，被家丁推出了林家的大门。
冰冷的雨水瞬间湿透了她的衣衫。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她服务了二十二年的大宅，眼中没有恨，只有一片茫然。
她领着孩子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无边的黑夜。
她要去城外，去广汀义山。在那里，有她唯一的、可以投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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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汀义山，是槟城华人最大的公共墓地。这里埋葬的，大多是客死异乡的孤魂。
守墓人老陈，是梅姑的同乡。一个同样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
当他打开茅屋的门，看到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的梅姑和她怀里的孩子时，这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让开了路，将他们迎了进去。
茅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老陈生起一堆火，给梅姑和孩子们烤干衣服，又煮了一锅热腾腾的地瓜粥。
“梅姑，先住下吧。”老陈看着狼吞虎咽的孩子们，叹了口气，“天大的事，等天亮再说。”
梅姑点点头，眼泪和着热粥，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老陈的收入，是义山会馆每月发的几块钱津贴，只够他自己勉强糊口。如今，突然多了几张嘴，家里那点存粮，几天就见了底。
梅姑重新开始了她最熟悉的生活——挣扎。
她每天天不亮，就和已经懂事的阿菊一起，去偷，去捡一些垃圾，鱼头或者内脏。
她们把这些东西带回来，混着一点米，煮成一锅看不出颜色的大杂烩。
孩子们总是吃不饱。最大的阿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却从不叫苦。
夜里，孩子们饿得睡不着，哭声此起彼伏。
梅姑就抱着她们，在阴森的墓地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家乡的歌谣。
那歌声，飘荡在一个个冰冷的墓碑之间，像是在安抚活着的孩子，也像是在告慰死去的孤魂。
老陈看着这一切，心如刀割。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甚至开始变卖屋里值点钱的东西。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梅姑知道，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可是，一个声名狼藉、还带着几个“拖油瓶”的“妈姐”，在槟城这个地方，还有谁敢要她？
她去求过以前认识的姐妹，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她去工头那里找活，别人看她瘦弱，都嫌她没力气。
希望，一点一点地被现实磨灭。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天晚上，老陈兴冲冲地跑了回来。
“梅姑！有希望了！”他气喘吁吁地说，“听说城里的莱特街，新搬来一位从香港过来的大老板，姓张，正在招人。听说这位张老板心肠很好，出手也大方。你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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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街，是槟城最气派的街道之一，住的都是非富即贵的洋人和华人领袖。
梅姑站在雕花的铁门外，看着里面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和喷水的池塘，自惭形秽，几乎没有勇气走进去。
她等了一整天，看着许多衣着光鲜的男女进进出出。直到傍晚，她才鼓起勇气，对门口的印度看守说，自己是来应聘的。
她被带到了一个偏厅。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管家，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满是怀疑。
“你会什么？”管家问，语气很不客气。
“洗衣，做饭，打扫，带孩子……什么都会。”梅姑低声回答。
就在这时，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让她进来吧。”
梅姑走进正厅，这才看清了主人的模样。那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最多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他身穿一件素色的长衫，面容清俊，眼神深邃，身上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威严。
他没有像其他富人那样躺在榻上抽鸦片，而是在灯下看一本书。
“听说，你想找一份管家的工作？”
面前的张老板放下书，平静地问。
“是，老爷。”
“为何被前一个主家辞退？”
她咬了咬牙，突然跪了下来，将自己收养弃婴、被扫地出门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说完，她磕了一个头：“老爷，我知道，我这样的人，没人会要。我不求您能用我，只求……只求您能赏我几个钱，给孩子们买点米。我给您做牛做马，报答您。”
管家的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鄙夷神色。
老板却没有说话。
他沉默了很久，
就在她准备放弃，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老板突然开口了。
“孩子们，在哪里？”
梅姑愣住了，颤抖着回答：“在……在城外的广汀义山。”
面前的阔老板站起身，对管事吩咐道：“备车。然后，叫厨房准备一些热粥和点心，多准备一些。”
他回头，对着依旧跪在地上的梅姑说：“起来吧。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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