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秋风吹得人心里发凉，丽民服装厂的树叶刚泛黄，就带着衰败的气息往下落。
张毅的日子也跟着冷了——他被“明升暗降”成了厂里的书记，名头听着提了半级，手里却没了半点实权，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厂里的一切被拆解得面目全非，良心像被细针反复扎着，又疼又闷。
以前每周一雷打不动的党支部会议，如今彻底变了味。原本用来讨论生产、交流党员思想的会议室，现在成了拆迁动员会的主场。桌上摊开的表格更是刺目：曾经用来一笔一划登记党员信息、记录思想动态的纸质表格，如今被密密麻麻的数字填满，每一行都写着职工的名字和对应的补偿款数额，红色的笔迹在白纸上格外扎眼，像一道道细小的伤口，看得人心里发堵。
张毅坐在角落，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他知道，这不是补偿，是给工厂“送终”的账单。
夜里辗转难眠时，张毅突然想起丽民服装厂的房产档案。那里面藏着工厂土地权属的关键证据，是当年老厂长亲手交给他的，也是职工们最后的底气。
趁着办公楼没人的深夜，他攥着钥匙轻手轻脚走进档案室，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找到档案柜，把关键的几页纸抽出来，飞快地塞进复印机。
纸张“嗡嗡”转动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他捏着刚复印好的纸，手心全是汗，最后把复印件折得方方正正，藏进《邓小平文选》的书盒里——刚好夹在“实事求是”那一篇的书页中间，纸边和书页的褶皱重合，像把心里的底线，牢牢钉在了字里行间。
为了给老职工们一个交代，张毅特意找了辆旧面包车，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带着退休的老师傅们去看新厂址。车子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了一个废品收购站门口。
卷闸门拉开的瞬间，一股混杂着铁锈、灰尘和旧报纸霉味的风扑面而来，院子里堆得比人还高的废铜烂铁在夜色里泛着冷光，发黄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啦”作响，缠在钢筋上像招魂的幡。
老师傅们谁都没说话，有人抬手抹了把脸，有人盯着废品堆发愣，只有风穿过缝隙的“沙沙”声，在夜里听得人鼻子发酸——这哪里是新厂址，分明是把他们的念想，扔进了垃圾堆。
张毅的苦，藏在家里的院子里。妻子夜里起来喝水，看见他坐在院中的石凳上，面前摆着那辆旧自行车，借着车身上模糊的反光镜，一遍遍地念着发言稿。“我服从组织决定……”他的声音又干又硬，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每念一句，就停顿一下，手指在石桌上抠出浅浅的印子，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疲惫，连月光照在上面，都显得沉甸甸的。
移交公章那天，是厂里最后一个“正式”的日子。张毅拿出公章时，红色的印泥沾在了他的指腹上，蹭都蹭不掉。
当他看到牛厂长按照上级要求，把从张毅手中接过的最后一班岗，交接的公章按在拆迁协议的边角时，那一点红突然变得格外刺眼——像个小小的血指印，烙在纸上，也烙在了他的心里。
他盯着那抹红，突然想起刚进厂时，老厂长教他盖公章的样子：“这章一按下去，就是责任，不能含糊。”可现在，牛厂长这一公章按下去的，却是工厂的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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