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这位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与其祖辈父辈纯粹的草原枭雄气质迥然不同。他童蒙时期曾在大宋境内度过数年,浸淫于汗牛充栋的典籍与繁复的礼仪之中。然而,这段经历并未使他成为文明的仰慕者,反而让他学会了一套精致而扭曲的统治工具。他像一个技艺高超却心术不正的工匠,将儒家与道家的理念拆解、曲解,再镶嵌到蒙古铁骑的骨架之上,构建起一套服务于其扩张与统治的独特逻辑。
他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与运用,堪称“儒皮蒙骨”:
重“家”而非“天下”: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在他这里被截断于“齐家”。他极度重视家庭和血脉的纯净传承,但这“家”的范围,仅限于蒙古黄金家族及其忠诚的勇士集团。为此,他在法兰西岛推行了残酷的 “选女配婚”制度。征服军中,按军功高低,直接“分配”掠自当地、被认为“健康美丽”的女性为妻妾,实行一夫多妻制。官方文书上,美其名曰“融合血脉,稳固根基”,实则将这些女性视为繁衍优秀战士的资源和对有功者的赏赐,完全背离了儒家对夫妇人伦、两情相悦的尊重。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女子沦为生育工具,人间悲剧在“稳定秩序”的名义下日日上演。
强调“忠”而漠视“仁”:儒家核心的“仁爱”思想被他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对“忠”的强调则被推向极致,且这“忠”是单向的、绝对的,仅限于对大汗、对黄金家族、对他蒙哥本人的效忠。在他的统治体系内,是否信仰大黑天(即是否在精神上完全归附于他推崇的、服务于蒙古统治的意识形态),成为衡量忠诚度、决定是否重用的唯一标准。非我信者,其心必异。那些有能力却不愿改信大黑天的本地官员、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早期归附的异族将领,都被逐渐边缘化,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精神上的纯粹,成了新的、更严酷的枷锁。
利用“礼”以行“规训”:他引入部分宋制礼仪,并非为了追求文明,而是为了建立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秩序,用以规训被征服的民众。不同的服饰、行礼方式、乃至居住区域,都明确标示着蒙古人、归信者、未归信者之间的鸿沟,将种族与信仰歧视制度化、日常化。
而在道家思想方面,他的曲解则更为隐晦和危险:
“无为而治”的暴力解读:他将道家的“无为”曲解为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漠然,认为只要不大规模造反,其生死困苦皆可“无为”处之,任其自生自灭。同时,又将“治大国若烹小鲜”理解为需要绝对掌控,任何微小的反抗苗头都必须以雷霆手段(“有为”)扑灭,方能达到表面的“无为”之境。
“顺应自然”的掠夺逻辑:他将蒙古的游牧生存方式美化为最“顺应自然”的状态,从而为其“草原化”政策寻找哲学依据。毁田牧马、流放人口开拓寒荒,在他口中都成了“遵循天道”、“优化土地用途”的“高明”之举。
蒙哥坐在由巴黎原王宫改建的、混合了蒙古包结构与宋式梁柱的奇特大殿中,翻阅着各地送来的、记录着新垦草场面积、新增皈依者人数以及“配婚”生育情况的文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自以为找到了超越祖辈的统治智慧,将草原的勇武与东方文明的某些碎片相结合,便能打造一个万世不移的坚固基业。
他却不知,这套建立在曲解、压迫与血缘歧视之上的体系,看似高效稳固,实则如同在火山口上筑起的琉璃塔。被强行“分配”的女子眼中深藏的仇恨,被排斥的精英心中积郁的不满,以及广大民众在信仰与生存双重压迫下的无声愤怒,都在不断地累积、发酵。萨迦班智达虽尽力将佛法圆融地融入,试图缓和这酷烈的政令,却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在布道中更加侧重于慈悲与因果,以期在人们心中留下哪怕一丝善念的微光。
蒙哥自以为用“文明”的方式重新铸造了统治的牢笼,却未曾意识到,这牢笼的每一根栅栏,都正在被他自己的政策,悄然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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