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这首源自迦南、糅合了东西方思想困惑与追求的歌曲,如同插上了无形的翅膀,迅速越过地中海,在西方各国的宫廷、市集与学者书斋中流传开来。其歌词中蕴含的对现实与理想、强权与公义、继承与自我实现的深刻悖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心中,激起了迥异的波澜与回响。而在日耳曼尼亚,尤其是在那位已整合高卢、手握重兵的元帅伽尔巴心中,这首歌更像是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彻底唤醒了他血脉深处沉睡的力量。
一、 日耳曼的解读:铁与血的祖国定义
对于素来崇尚勇武、重视血缘与土地,且政治结构尚带浓厚部落联盟色彩的日耳曼诸部而言,《两个世界》中关于“现实世界”遵循“漠然法则”的描述,非但没有引起反感,反而被视为一种冷酷的真理。他们鄙夷软弱,信奉力量与征服。
而歌词中最触动他们心弦的,无疑是那句:“在这里,有亚伯拉罕做父亲是没用的,有十七个祖宗也没有用……而想要劳作的人,则生产出自己的父亲。”
日耳曼的战士们和首领们,以一种近乎本能的直白方式理解了这句话。他们将其诠释为:“荣耀不靠继承,疆土不靠赐予!哪里我是征服者,是统治者,是让土地结出果实、让法令得以推行的人,那里就是我的祖国!我就是这片土地新的‘父亲’!”
这种理解,将“生产出自己的父亲”这一充满哲学思辨的隐喻,彻底具象化为对领土、权力和自身族群认同的主动塑造。它极大地煽动了日耳曼人骨子里的扩张欲望和民族自豪感,为他们向四方(无论是衰落的罗马,还是东方的斯拉夫土地,或是南方的意大利)的征伐,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合理化依据。一首歌,竟成了凝聚日耳曼扩张意识的战歌。
二、 伽尔巴的重燃:侵略性与正义感的交织
这股思潮,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日耳曼尼亚的实际统治者伽尔巴耳中。这位曾与赵桓签署《巴黎协议》、展现出一定政治实用主义的元帅,其内心深处,从未真正熄灭过日耳曼英雄时代传承下来的熊熊火焰。
当《两个世界》的歌词,特别是日耳曼人的那种解读传入他的帅帐时,伽尔巴沉默了。他屏退左右,独自立于巨大的欧陆地图前,目光深邃。
侵略性的复苏:歌词中“落在谁的手里就是谁的”、“那有着世界之宝藏的人,他就是拥有这些宝贝,不管他是怎样得到它们的”,如同战鼓般敲打在他心上。他想到了罗马元老院对他的猜忌与制约,想到了莱茵河对岸那些富庶却防御松弛的罗马行省,想到了北方广袤无主(在他看来)的森林与平原,更想到了东方那传说中蒙古人留下的权力真空……一股久违的、开疆拓土的强烈欲望,如同岩浆般在他胸中奔涌。“凭什么罗马人可以躺在祖先的功业上享受,而我日耳曼的勇士,就要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他内心的猛兽在咆哮。
正义感的点燃:然而,伽尔巴并非纯粹的野蛮征服者。他与大宋的接触,与维吉尔(代表罗马法治理念)的合作,都让他对“秩序”和“正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歌词中关于“精神世界”的“神圣秩序”——“雨点并非同时既落在公正者头上也落在不公正者头上”——深深触动了他。他渴望的征服,并非蒙古式的纯粹毁灭与掠夺。他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建立一个属于日耳曼人的、更强大、更公正的新秩序!一个能让他的族人在阳光下昂首挺胸,让法律取代强权,让劳作真正换来面包与荣耀的“新世界”! 这种将侵略性与某种“正义”使命感结合的构想,使得他的野心变得更加危险,也更具凝聚力。
三、 新的战略与抉择
伽尔巴召来了他最信任的将领和幕僚,其中也包括代表罗马秩序的维吉尔。他没有直接提及那首歌,而是指着地图,声音沉雄而充满力量:
“诸位,这个世界,正在重新划分。东方的巨人(指大宋)已然觉醒,南方的老狮子(指罗马)爪牙渐钝,东方的风暴(指蒙古)暂时西移……这是我们日耳曼人的时代!”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但我们不能像强盗一样,只知破坏。我们要征服,更要建设!我们要让被征服的土地,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富庶、更有秩序!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让子孙后代为之骄傲的帝国,而不是一片堆满骸骨的废墟!”
维吉尔眉头微蹙,他听出了伽尔巴话语中那难以抑制的扩张冲动,但也捕捉到了其中对“秩序”和“建设”的强调。这让他感到一丝复杂,既担忧又怀有一线希望。
伽尔巴最终下令:加强军备,密切监视罗马动向,同时派遣更多使者与商人向东,不仅要了解蒙古的虚实,更要设法与大宋建立更直接、更深入的联系。“我们需要东方的智慧,也需要东方的货物。”他意味深长地说。
《两个世界》的歌声,如同一个引信,重新点燃了伽尔巴血脉深处的侵略性与正义感。这股被点燃的力量,将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它渴望在欧陆乃至更广阔的舞台上,实践其“以征服开创,以秩序守护”的独特理想。西方世界的政治天平,因这首来自东方的歌谣,开始发生新的、难以预测的倾斜。日耳曼的战车,在思想的催化下,即将再次启动,其方向,或将改变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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