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混康践祚，并未如历代帝王般改元易号，依旧沿用徽宗末年号，谓“承前启后，不惊民望”。他亦不坐那高高在上的龙椅，不披绣金蟠龙的衮服，只一身玄色常服，淡然步入紫宸殿。殿内陈设已然大变，龙椅撤去，换上了一张巨大的环形会议长桌。皇帝坐于首席，文武重臣分列两侧，如商议要事，而非朝拜君王。
“自今日始，常朝便如此例。”刘混康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诸位与朕，围坐论政，省却虚礼，但求实务。可称‘早会’。” 这番变革，起初令许多老臣不适，但见皇帝神色认真，也只得渐渐习惯这前所未有的“坐而论道”。
首次早会，议题便是关乎释门清净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推行“度牒制度”。刘混康并非要灭佛，而是要将其纳入有序管理，使其真正发挥教化人心、稳定社会之效，而非成为逃避赋役、兼并土地的渊薮。
“释教慈悲，化导众生，然若放任自流，泥沙俱下，非但不能弘法，反成社稷之累。”刘混康开门见山，“朕意推行‘度牒制’，以正本清源。”
他详细阐释了度牒制度的核心三步：
一曰“发牒”，官方垄断资格。
“度牒，即为朝廷颁发之出家‘许可证’。”刘混康指尖在虚空中一点，一道金光凝聚成一份虚幻文牒模样，上有姓名、籍贯、出家寺院等栏，“其上载明僧尼根脚，无此牒者，即为‘私度僧’，触犯律法，一经查出，强制还俗，所在寺院亦受牵连。”此举旨在将出家资格的最终审核权牢牢收归中央，从源头杜绝滥竽充数、藏污纳垢。
二曰“控量”，绑定财政与人口。
“僧尼免赋税徭役，若数量失控，则损国用，耗民力。”刘混康目光扫过掌管财政的三司使，“故朝廷需按年份、地区，严格限定度牒发放数量，使之与国力、人口相协。”他顿了顿，提出一个更灵活的手段，“此外，度牒亦可作为‘有价证券’。遇荒年饥馑，国库不继时，可适量发售度牒，富户为求子弟免役或积功德，必争相购之，所得钱粮便可用于赈济灾民，充实府库。此乃一石二鸟，既控制僧尼数量，又补充国家财政。”
三曰“管寺”，以牒定寺规。
“寺院僧尼数额，须与所持度牒数量严格对应，不得超编。”刘混康语气转严，“若有寺院私自容留无牒僧尼，或度牒与实有人数不符，主持、监院皆需追责，轻则罚没，重则撤换，乃至查封寺院！”同时，朝廷将通过度牒的发放与核查，清晰掌握各寺院的僧尼名册，进而核验其田产、资财，“防止寺院借‘免税’之名，行大肆兼并土地、隐匿人口之实，维护均平，稳固国本。”
此策一出，与会众臣反应各异。儒臣多表赞同，认为此举可抑制佛门过度膨胀，保证国家税基与役源；部分与佛门往来密切或有信仰的官员，则面露忧色，觉得此法过于严苛，恐伤及释门元气。
刘混康将众人神色尽收眼底，淡然道：“此法非为压制释教，乃是为其划定清晰边界，使其在利国利民之前提下健康发展。真修行者，岂惧一纸文凭？心怀叵测者，正需此法以清门户。度牒之制，如同堤坝，非为阻水，实为导水，使其奔流而不泛滥，滋养而不为害。”
他随即下令，由政事堂会同礼部、祠部，即刻拟定《度牒管理条例》细则，择地先行试点，待成效显着，再推及全国。
早会散去，新政的种子已然播下。这“持证出家”的度牒制度，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开始缓缓罩向大宋境内的万千寺院。它不仅关乎释门的未来，更深深牵动着国家的财政、社会的结构。刘混康以这种冷静而务实的方式，展现了他作为“道士皇帝”独特的统治手腕，其治国之路，注定将与任何前朝帝王迥然不同。朝野上下，皆在观望，这前所未有的制度，将在这片土地上掀起怎样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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