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深圳的九月，傍晚的风裹着暑气掠过巷口，林晚星骑着奶白色女士自行车停在老旧居民楼前时，车筐里的布包还带着银行的凉意——里面装着四张学费收据（合计两万四）和一张印着“元”的存折，那是学校一次性发放的四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她攥着布包往三楼走，脚步放得轻，心里早盘好了说辞：绝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一万二，只说每年有500元补助，毕业才发，眼下只能靠兼职给家里转钱。
打开出租屋门，墙皮卷边处贴的旧报纸被风吹得轻轻响。她先把存折塞进床垫最底层——那是她藏钱的老地方，再拿出缴费单铺平在折叠桌上，指尖反复摩挲着“已缴清”三个字，刚松口气，口袋里的bp机突然“嘀嘀”响了，屏幕跳着“妈，速回电”。
林晚星捏着bp机愣了两秒，转身往巷口公用电话亭跑，投了枚硬币拨号。“晚星啊，朝阳要买新球鞋，三百二，明天就得转过来！”王秀兰的声音透着不容商量的急促，“他校运会要穿，总不能让他穿破鞋丢人吧？你读大学拿补助，还能缺这点钱？”
林晚星靠在冰凉的玻璃上，指尖攥得发白：“妈，上周刚给他转了一百五买习题册，您忘了？我读大学哪有什么补助，就学校每年给500块，得毕业才一次性发。我现在手里只剩交完学费的几百块，还得交房租水电，只能等兼职发了工资再给朝阳转钱……”
“毕业才发？就500块？”王秀兰的声音拔高，“人家隔壁小芳读中专，每月都能给家里寄两百！你是不是藏钱了？我不管，三天之内必须转钱，不然我就找你们学校老师说去！”
电话“啪”地挂了，忙音嗡嗡响。林晚星站在电话亭里，胸口闷得发慌。她想起十五岁在东莞电子厂拧螺丝，手指被夹出红印也不敢停，月底工资全寄回家；想起十七岁抱着两万五存款逃去深圳时，父亲说“女孩子读大学没用”；现在要是说了一万二奖学金的事，母亲肯定会让她全寄回家，别说四年生活费，连读书的机会都保不住——瞒着，是她唯一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林晚星去邮局给弟弟汇了三百二十块。看着汇款单，她心里算得清楚：交完学费剩的一千元，汇完款只剩六百八十块，扣掉房租一百、水电五十，还剩五百三十块，得撑到月底发兼职工资。她没敢耽搁，骑着自行车往书店赶，车筐里的《教育学基础》夹着兼职时间表：
- 晨光书店：18:00-21:00，时薪12元，月入1080元
- 李姐家教：20:00-22:00，每小时40元，月入640元
- 惠民超市夜班：22:00-24:00，时薪10元，月入480元
- 商场发传单：周末9:00-12:00，日薪80元，月入640元
四份兼职加起来月入2840元，扣掉开支还能剩两千多，既能应付家里的索要，也不用动床垫下的一万二——那是她四年的“救命钱”，绝不能动。
到了书店，张叔正搬新到的教辅书，见她来了递过凉白开：“交完学费没缺钱吧？要不再给你多排点工时？”林晚星接过水笑了笑：“不用张叔，我兼职够花。”她没提家里催钱的事，挽起袖子就拆书箱，把高一语文教辅按版本分类，手指蹭到书角的毛刺也不在意——多干点活，就能早点挣够钱，不用再跟母亲磨嘴皮子。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星把时间掐得精准。早上六点啃着冷馒头去上课，下午下课后直奔书店，晚上做完家教赶去超市理货，凌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周末发传单时，汗水浸湿衬衫也不敢歇，手里的宣传单页递得飞快；书店加班整理旧书，她总能找出最快捷的分类办法，张叔总说“晚星比我还懂书店的活”。
累到睁不开眼时，她就摸出床垫下的存折，借着台灯看“元”的数字——这笔钱像后盾，提醒她再坚持一下。有次家教结束，学生家长塞给她一袋橘子：“姑娘，看你天天跑，补补维生素。”她只留两个，剩下的给张叔送去；超市组长见她理货认真，给她涨了时薪，说“这么勤快的姑娘该多拿点”。这些细碎的温暖，让她觉得日子没那么难。
月底发工资那天，林晚星拿着2840元现金，先交了房租水电，又买了够吃一个月的米面青菜，剩下的2390元放进铁皮盒。她给母亲打了电话：“妈，我发兼职工资了，给朝阳转两百块，剩下的我得留着当生活费。”王秀兰虽不满，但也没再多说，只催她下次多转点。
挂了电话，林晚星煮了碗西红柿鸡蛋面，加了个荷包蛋。热气里，她看着窗外的灯火，摸了摸床垫下的存折——瞒着母亲是无奈，但只要守住这一万二，靠兼职撑过四年，就能实现当老师的梦想。她知道，这条路难，但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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