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带来的精神冲击余波，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持续荡漾。基地内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安静取代了之前庆祝的喧闹或仇恨的骚动。人们照常进行着清理、修复、分配物资等日常工作，但彼此间的交谈变少了，眼神中多了些沉思，看向战俘营方向的目光也变得复杂难明。
临时法庭内，气氛却更加紧绷。展览是序幕，是情感的宣泄与认知的冲击，但最终的责任认定与具体惩处，仍需落在白纸黑字、具备可执行性的裁决之上。
特别法庭的成员们——赵铁山、苏木晴、两位从东北后方紧急调来的资深法官、一位在幸存者中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以及一位代表基层士兵的功勋连长——已经闭门商议了超过十个小时。会议室内烟雾缭绕（赵铁山特许了吸烟，以缓解压力），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与凝重。
摆在桌上的，是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幸存者证词、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战俘（主要是凯因少校）的详细审讯记录。罪行的严重性毋庸置疑，反人类罪的证据链清晰完整。难点在于：如何惩处？
“按照我们光复军在东北的做法，以及末世前国际法的精神，这种罪行，主犯和积极执行者，判处死刑并不为过。”那位功勋连长声音沙哑，眼中血丝密布，他的连队在之前的阻击战中伤亡惨重。
老学者推了推破损的眼镜，缓缓道：“死刑，固然能平息部分民愤，也能根除后患。但……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些‘新纪元’的士兵，他们本质上，是否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或者说，他们是否具备与我们同等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断能力？审讯记录显示，他们的行为高度依赖外部指令和内部逻辑协议，个人情感和道德意识被严重抑制。惩罚一个被高度编程的工具，意义何在？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科技信息、对‘新纪元’的了解，具有极高的价值。”
“价值？！”连长激动起来，“老教授！他们的价值是建立在我们的尸骨之上的！难道因为他们的科技先进，就能抵消屠戮的罪孽吗？那正义何在？”
“我不是说抵消！”老学者也提高了声音，“我是说，惩罚的目的，除了报应，还有威慑、教育、预防。对于这些可能连‘罪孽感’都无法产生的存在，单纯的肉体消灭，能达到这些目的吗？会不会反而激化我们与‘新纪元’潜在势力的对立，断绝获取关键信息的渠道？”
苏木晴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声音疲惫但清晰：“我同意需要获取信息。但也不能因此轻纵。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采取过于‘温和’或‘功利’的处置方式，如何面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同胞？如何告慰牺牲的英灵？民众的情绪需要出口，否则压抑的仇恨可能会以更危险的方式爆发。”
一位法官翻动着凯因的审讯记录，眉头紧锁：“这个凯因少校，他的反应非常……典型。他承认事实，但否认‘罪恶’，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那只是‘任务’。他甚至询问，如果配合研究、提供信息，是否可以‘折抵’对他的‘非效率拘禁’。他将一切都视为可计算、可交易的‘资源’和‘变量’。与这样的思维模式打交道，我们惯常的法律和道德观念，遭遇了挑战。”
赵铁山一直沉默地听着，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必须权衡各方：法律的尊严、民众的情绪、未来的利益、文明的底线。
“诸位，”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审判一群战犯。我们是在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接触、冲突后的责任追究，确立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惩戒与警示，情感与理性。”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阴沉的天色和远处依旧在冒烟的母舰残骸。
“死刑，可以满足最直接的复仇诉求，但也可能关闭一扇了解强大敌人的窗户，并可能被对方（如果还有后续力量）视为彻底敌对、无需谈判的信号。”
“单纯囚禁或苦役，对于这些可能将之视为另一种‘任务模式’的存在，威慑和教化作用存疑，且长期消耗资源，管理风险高。”
“我们需要一种……既能体现罪行严重性、回应民众诉求，又能最大限度利用其价值、并为未来可能的接触留下一点（哪怕极其微小）转圜余地的……‘复合型’裁决。”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的提议是：分级惩处，劳动改造与强制研究相结合，辅以永久性的‘罪行公示’与‘认知矫正’义务。”
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构想：
首先，根据证据，对所有战俘进行责任分级。像凯因少校这样的高级军官和确凿证据证明积极参与屠杀的中低级军官、骨干士兵，列为“一级战犯”。其余普通士兵，根据其具体行为记录，列为“二级”或“三级”。
对于“一级战犯”，不判处死刑，但判处终身强制劳动与配合研究。他们将被送往最艰苦、最危险（但经过评估可控）的重建区域或科研前线，从事超出普通人类承受极限的体力劳动或高风险实验配合工作。他们的生命将完全用于“赎罪”和“创造价值”，没有刑期，直至自然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同时，他们必须无条件配合对人类科研人员（包括心理、社会、科技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切所知的关于“新纪元”的信息。
对于“二级”、“三级”战犯，根据情节，判处长期或不定期的劳动改造，同样需要配合研究，但在条件上稍有宽松。设立明确的“行为评估与认知转化”考核机制，如果能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出对罪行的真正认识（哪怕是从逻辑上理解其危害）、积极弥补、并掌握一定人类生存技能和价值观，可以获得逐步减轻监管、甚至最终有限度融入人类社会的可能性（但需永久携带特殊标识，接受监督）。
其次，建立永久性“罪行公示与反思”制度。在基地原址、各主要幸存者聚居点，设立类似之前“展览”但更为完善的纪念碑或资料馆，将“新纪元”的罪行、审判过程、战犯信息（除涉及极端隐私外）公开展示，作为永世警示。所有战犯，尤其是“一级战犯”，必须定期（如每年）在特定场合，面对幸存者代表或公众，陈述其罪行（即使他们依旧无法从情感上忏悔，也必须从逻辑和后果上承认），并汇报其劳动改造与“认知进展”。
最后，成立跨领域的“战后文明反思与对策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与“新纪元”相关的一切后续事宜，包括对战犯的管理、研究进度的追踪、相关科技的解析与谨慎应用、以及制定应对“新纪元”可能卷土重来的长远战略。
“这个裁决，”赵铁山沉声道，“不寻求简单的‘解恨’。它要求我们幸存者，在铭记伤痛的同时，保持一份超越复仇的冷静与远见。它也给予那些战犯（尤其是下层士兵）一丝极其微茫的、通过漫长艰难的‘赎罪’与‘改造’重新定义自身的可能性——前提是他们能真正理解（哪怕只是逻辑上）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同时，它最大程度地将这些‘俘虏’转化为我们了解和应对未来威胁的‘资源’。”
会议室内再次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复杂而沉重的提议。
“民众……能接受吗？”苏木晴轻声问，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释，需要引导。”赵铁山道，“将展览作为前置，让民众看到敌人的‘非人’性与我们的困境。强调终身强制劳动的严厉性（那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苦役），强调‘一级战犯’永无自由的事实。同时，也要讲明留下他们、研究他们的战略必要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诺，所有的研究进展、所有的信息，都将首先用于保护幸存者、重建家园、提升我们的力量，以防止悲剧重演。”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正义，不仅是快意恩仇。正义，更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再产生同样悲剧的未来。有时候，后者需要更坚韧的神经和更宏大的视野。”
长时间的讨论和细节推敲后，特别法庭最终通过了这一裁决方案，并决定立即向公众公布。
当天下午，在同样的会场，面对比之前更多、神情更加肃穆的民众，赵铁山代表特别法庭，宣读了最终的《关于“新纪元”先遣军战争罪行暨责任认定与惩处之特别裁决》。
当听到“一级战犯”被判处“终身强制劳动与配合研究”，听到那详尽而严苛的“罪行公示与反思”制度，听到成立专门委员会应对长远威胁时，人群的反应是复杂的。没有欢呼，也没有激烈的反对。许多人默默流泪，或许是觉得这样的惩罚依旧不够“解恨”，或许是为这沉重而无奈的抉择感到悲哀，或许，也有一部分人，听懂了裁决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超越眼前恩怨的责任感。
凯因少校和其他战俘代表，再次被带到台前听取裁决。凯因的表情依旧平静，只是在听到“终身”、“强制劳动”、“配合研究”等词汇时，他的处理器似乎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功耗波动调整。他微微抬起头，看向宣读裁决的赵铁山，冰蓝色的眼眸中，数据流安静地流淌，仿佛在重新评估“人类”这个变量的复杂性和……潜在的“谈判”价值。
公审大会，以这样一份充满妥协与算计、苦涩与远见的裁决，最终落幕。
正义得到了它的裁决，尽管这裁决穿着现实主义的沉重外衣。
人类的道路，在血与火的废墟上，又向前蹒跚地迈进了一小步。
而对“新纪元”战犯们的漫长“改造”与“研究”，以及人类文明对自身的深刻反思，才刚刚开始。
夜幕降临，铅云未散。
但基地的灯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也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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