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夏之交的那声“惊雷”，真正落到文家湾每一户农民头上时，带来的震撼与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是传闻，而是变成公社工作组手里白纸黑字的文件，变成即将划分到各家各户的具体田块时，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激动、忐忑与精打细算，几乎凝成了实质。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是刻在骨子里的。
几千年来，土地是命根子，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家族延续的保障。
集体化时代，虽然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那种“出工不出力，干活大呼隆”的方式，终究隔了一层，无法完全释放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
如今，土地虽然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但经营权实实在在地交到了自己手上，一包就是十几年（最初政策是15年不变，后延长至30年，再后来明确提出长久不变），这几乎等同于拥有了土地的“魂”。
分田现场，气氛热烈得像油锅滴水。
人们围着大队干部和工作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画满了田块编号的大图纸，生怕漏掉一个字。
哪块田靠水近，哪块地阳光足，哪块地是“冷浸田”产量低，大家都门儿清。争吵、协商、算计，都是为了那几分几厘能决定未来一家人吃饱还是饿肚子的土地。
文家因为人口多，分到的田亩数还算可观。
这其中，在大黄桷树村文云淑和儿子肖镇名下的两份地。
按照政策，孩子户口一般随母，肖正堂是军官，肖正云也参加了工作，都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
而文云淑的户口今年才补办迁移到了大黄桷树村，文云淑才算是和肖正堂真正补了合法小奖状，不过户口户主是文云淑，肖正堂现在是现役军人。
所以，年仅一岁多的肖镇，这个看似与泥土无关、备受宠爱的“社交牛逼症儿童”，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娃。
是这片土地的未来继承人之一，也意味着他将来需要承担这片土地带来的义务——缴纳农业税（公粮）、以及名目繁多的村提留、乡统筹等杂费。
………………
分到土地的喜悦是巨大的。文云淑抱着肖镇，指着田埂上新插下的、写着“文云淑\/肖镇”的木牌，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和归属感。
这是她和儿子的立身之本，是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两份地种好。
然而，现实的沉重也很快显现。当时农民的负担确实不轻。
除了必须完成的公粮（粮食实物税）任务，还有按田亩和人头摊派的“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费等）以及各种临时摊派。
对于绝大多数纯粹依靠种地，收获稻谷、玉米、小麦、红薯、土豆的农民来说，这些负担压得人喘不过气。
交了公粮，留足口粮和种子粮，再卖掉一部分换钱来缴纳各种提留统筹之后，往往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
纯粹务农，想要有富余，过上宽裕日子，极其艰难。
这也凸显了有手艺人的优势。像文大路这样的大师傅，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凭着一手好技艺，总能找到活路，赚取活钱，日子自然比纯粹土里刨食的乡邻宽裕许多。
而文云淑，则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明面上，她是带着幼子的农村妇女，需要辛勤耕种分到的土地；暗地里，她是指挥着川黔两省庞大“地下电子表销售网络”的“电子表女王”，赚取的利润是种地收入的千百倍。
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土地。这份土地，是她的根基，是身份的掩护，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她依旧会像最本分的农妇一样，挽起裤脚，下田插秧、薅草、施肥、收割。从最初承包期15年（后明确为20年，再后来长久不变），到2006年国家最终取消沿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反过来给予种地农民补贴，这二十多年间，肖镇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民负担从沉重到减轻再到彻底解脱并获反哺的全过程，这是后话。
………………
七月的巴县，暑热难当。地里的苞谷（玉米）杆子变得枯黄，沉甸甸的苞谷棒子耷拉着头。
掰苞谷是个辛苦活，玉米叶子边缘锋利，划在胳膊上、脸上，又痒又痛。
文云淑戴着草帽，背着背篓，在地里忙碌着。掰回来的苞谷棒子堆在院子里，像一座金色的小山。
接下来的工作是脱粒。这时候还没有普及小型脱粒机，大多靠手工。
天气炎热，文云淑就带着快两岁的肖镇，坐在堂屋通风处，面前放着大簸箕和一堆苞谷棒子。她用一个特制的铁锥子或者干脆就用改锥，对准玉米棒子划开几道口子，然后用手反复搓揉，金黄的玉米粒便“哗啦啦”地掉进簸箕里。这是一项极其枯燥且费手劲的活计。
肖镇人小力弱，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最多只能帮妈妈递个玉米棒子，或者试图用他那肉乎乎的小手去抠几粒玉米，往往弄得满地都是。
文云淑也不苛责他，只要求他“安静玩耍，不添乱就好”。
小家伙倒也懂事，大多时候就坐在妈妈身边，玩他的小汽车，或者看着妈妈劳作，偶尔用小手给妈妈扇扇风。
周日，肖正云从县里赶回来，也会加入这场“手工脱粒大战”，一家人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交完了玉米的公粮，没歇多久，就到了紧张的双抢时节——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种晚稻很少)。
家庭联产承包后，家家户户都是先顾好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
收割稻子更是争分夺秒，就怕天气突变。一旦遇到连绵阴雨，或者大风把成熟的稻子吹倒伏在水田里，稻谷很快就会发芽、霉变。而粮站是绝对不收这种发芽稻谷的。
那时粮食系统是“铁饭碗”，职工们服务态度差、挑三拣四、压级压价是普遍现象，在群众眼里，跟“活土匪”差不多，但又敢怒不敢言，毕竟公粮必须交到他们手上。
今年是分田到户第一年，文家劳力多，还没分家，体现出了巨大优势。
文大路亲自调度，带领文云仁（暂时放下厂里事务）、文云义以及请来的几个短工，组成“抢收队”，先在文家湾以惊人的速度收割完自家的稻谷，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只用两天时间，就把文云淑母子那几块水田的稻谷全部收割、脱粒完毕，运回院子晾晒。
就在文家刚把晒干的稻谷收进仓房的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连续三天的中雨倾泻而下。
村里一些动作稍慢，或者劳力不足的人家，稻子还未来得及全部收割，被大风大雨打得倒伏在泥水里，眼看大半年的辛苦就要付诸东流，田埂上传来阵阵哭嚎声。
文云淑抱着肖镇，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的雨幕，心中充满了对父兄决策果断的感激，也对那些受灾的乡邻报以深深的同情。土地的馈赠和残酷，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孩子们开学后不久，地里的红薯也该收了。挖完红薯，整理好土地，又要抓紧时间种下冬小麦。
这就是八十年代初，重庆农村一年到头周而复始的主要农事活动，忙碌、艰辛，却也充满了对收获的期盼。
………………
时间临近国庆节。一个周日，肖正云行色匆匆地从县城赶回文家湾，带回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县里正在酝酿新一轮“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动，风声很紧，据说这次力度会很大。
文云淑心里“咯噔”一下。她的电子表生意，虽然满足了市场需求，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在政策定性模糊的当时，始终游走在灰色边缘，随时可能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
她当机立断，立刻通过隐秘渠道，向所有下游代理商发出了“暂时休整，等待通知”的指令，果断停止了业务。
接下来是处理巨额的现金。
她不敢存银行（怕引起注意），和父亲文大路商量后，两人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用厚厚的塑料薄膜将一捆捆钞票层层包裹、扎紧，然后由文大路亲自出手，在老屋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挖坑深埋，做了巧妙的伪装。
这是那个年代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处理“不便见光”财富的常见方式。
处理完这些，文云淑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以探亲的名义，带着儿子和二哥文云义，去云南春城探望两年未见的丈夫肖正堂。
一方面确实是思念丈夫，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暂时离开巴县这个是非之地，避避风头。
一路绿皮火车，摇晃了几天几夜，终于抵达昆明。
然而，运气不佳。部队接待人员非常热情，但告知他们，肖正堂在前不久，已奉命带领他训练了近一年的特种部队，开赴边境执行任务去了，归期未定。
希望落空，文云淑在部队招待所呆了两天，心情复杂。
既有对丈夫安危的担忧，也有对前路的迷茫。
她看着南国与巴县截然不同的风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她与二哥文云义商量：“二哥，既然来了，我们干脆拿着部队开的介绍信，直接去广州看看吧！
都说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罗湖的罗家村，培基兄弟家就在那里搞事业，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心里才能对将来有个数。”
文云义也被妹妹的魄力感染，点头同意。于是，三人拿着盖有部队公章的介绍信（这在那时是极好的通行证），登上了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飞机。
这是文云淑和肖镇第一次坐飞机，对于文云淑来说，她必须亲眼见证那个传说中正在发生巨变的地方，她凭借电子表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丈夫将来退伍后衣食无忧，但她想要的，远不止于此。
她需要为家庭，也为她自己，找到一条更宽阔、更稳妥的未来之路。
就在文云淑乘坐的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不久，第三天，肖正堂便带着完成了任务的部队，风尘仆仆地撤回了基地休整。
他与妻儿，就这样在时空交错中，失之交臂。但时代的洪流，已经推着文家的每一个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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