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外的世界总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与硝烟之中，国际新闻处的办公室内，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灯火常常通明至深夜，人影幢幢，电话铃声、打字机的嗒嗒声、压低的讨论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紧张而有序的节奏。这里，是另一个战场。
顾清翰伏在堆满文件的旧书桌前，煤油灯的光晕将他清瘦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壁上。他左手边是刚刚译完、墨迹未干的英文战报，右手边是等待润色的中文通讯稿，中间还摊开着几份外国报纸的摘要和一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英汉词典。空气中弥漫着劣质墨水、廉价烟草和潮湿纸张混合的气味。
他的眼睛因长期熬夜布满血丝，手指被冻得有些僵硬，握笔时微微颤抖，但落笔却异常沉稳有力。他在撰写一篇通讯稿，主题是近日日军对重庆周边某县城无差别轰炸造成的平民惨剧。战报上的数字是冰冷的：死伤数百，民居尽毁。但他要做的，是将这些数字背后血淋淋的现实、无辜者的哀嚎、侵略者的残暴，用精准而充满力量的语言，呈现给远在重洋之外、可能对这场东方战争感到遥远或模糊的读者。
他蹙紧眉头，斟酌着每一个词句。不能过度煽情，那会削弱可信度；也不能过于平淡，那无法激起共鸣。他需要事实，需要细节，需要一种克制却直指人心的力量。他写下倒塌的校舍、散落的课本、焦黑的婴儿襁褓、老妇人呆滞绝望的眼神……他的笔尖仿佛蘸着的不是墨水，而是同胞的血泪。
“顾先生，这份关于敌后游击战的总结，部长催着要英文摘要，下午就要！”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递上一份厚厚的文件。
顾清翰抬起头，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了一下内容，点了点头：“放这儿吧，我尽快。”
这样的打断是常态。工作量大，时间紧迫，往往几项任务同时压来。他需要像熟练的工匠一样，在不同题材和文体间快速切换。一会儿是义正辞严、揭露暴行的檄文，一会儿是客观冷静、分析战局的报告，一会儿又是需要巧妙措辞、争取外援的说帖。
他常常忙得忘记吃饭，一杯冷茶、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就是一顿。夜深人静时，空袭警报仍是常客，大家不得不丢下纸笔，仓皇涌入防空洞。在黑暗和震动中，他有时会就着洞口微弱的光线，继续在膝盖上修改稿子。同事劝他休息，他只是摇摇头：“早一分钟发出去，或许就能多一分影响。”
他的文章，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资料翔实，逻辑清晰，笔锋却带着一种沉郁的激情和不容置疑的道德力量。他不仅报道惨状，更着力刻画中国士兵的英勇顽强、普通百姓的坚韧不屈，将一个古老民族在绝境中爆发的生命力，展现给世界。
一天下午，顾清翰正在校对一篇即将发往美国的稿件，办公室主任拿着一份新到的海外邮包走了进来，脸上带着难得的、一丝振奋的神情。
“清翰，你看！”主任将几份折叠的英文报纸摊开在他桌上。
顾清翰推了推眼镜，俯身看去。那是几天前出版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在并不显眼但确实存在的版面上，他看到了熟悉的标题和段落——正是他精心撰写、关于日军暴行和中国军民抵抗的通讯稿，被不同程度地转载或引用了！
虽然篇幅有所删减，旁边或许还配着西方记者略带怀疑的评论，但白纸黑字，他的文字，他所传递的声音，确实越过了千山万水，呈现在了那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际读者面前！
他的手轻轻拂过报纸上那冰冷的铅字，指尖能感受到一种微弱的、却真实存在的震动。想象着那些远在伦敦、纽约的读者，或许在早餐桌上、在地铁里，读到这些来自东方战场的消息，从而对这场战争、对苦难的中国产生一丝了解、一丝同情，甚至一丝声援。
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没有狂喜，只有一种深沉的、夹杂着悲怆的宽慰。他想起了上海沦陷时的绝望，想起了辗转撤离的艰辛，想起了在防空洞里的恐惧，也想起了……那个在敌后以更直接的方式浴血奋战的人。
他所做的这一切，他熬过的每一个夜，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是他的战斗。他用笔代替了枪，用墨水代替了鲜血，在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为他的国家，为他牵挂的人，争取着每一分可能的光亮和希望。
他轻轻放下报纸，重新拿起笔，蘸了蘸墨水。窗外，雾霭依旧浓重，警报声不知何时又会响起。但此刻，他的内心却异常平静和坚定。
稿纸铺开，他继续奋笔疾书。油墨和纸张，就是他的子弹和枪膛。这场以笔代枪的战斗，他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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