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我决定，将政权移交给由人民代表大会推举的新政府，以结束过渡时期的体制。”
“我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
会场一阵低语，但很快安静下来。
临时大统领尼古拉站在讲台前，身着深色西装。
他人群一眼，声音平稳：“我希望新的政府，能让这个国家重新找到自己的道路。愿你们不再重复我们犯过的错误。”
他走下讲台的那一刻，全场起立，掌声持续了很久。
随后，久加诺夫缓缓走上前。他的步伐不快，每一步都显得稳重。他没有稿子，只有几页笔记。
“同志们，”他开口道，声音并不高，却足够让整个大厅听见，“今天，不只是权力的交接，而是历史的回转。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从信仰到迷茫，从团结到分裂。现在，我们终于要回答那个问题——莫斯科是什么，它属于谁。”
他停顿片刻，环视全场。
“有人说，苏维埃的崩溃是命运，是时代的必然。可我说，那不是命运，而是背叛。背叛了劳动者，背叛了公平，背叛了让我们站立起来的理想。我们让资本与腐败掌控了土地，让金钱决定了人的价值。三十年来，我们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掌声响起，又慢慢平息。久加诺夫继续说道：
“但是同志们，我们不是要重走过去的路。那个时代有过光荣，也有过错误。我们要继承的是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教条。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让工人能有尊严，让农民能有土地，让每一个人都能相信未来不是谎言。”
他的语气始终平稳，没有煽动的成分，却让人听得格外清楚。
“今天起，我们将成立 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 临时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军队将继续保卫国家主权，工人委员会将参与经济管理，地方代表大会将拥有立法权。新的宪法将由人民投票决定，而不是由少数人起草。”
他翻过笔记的最后一页，看着坐在前排的军方与地方代表。
“我们不寻求昔日的荣耀，也不追求过去的霸权。我们要恢复信任，让人民再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他们去爱。我们不会摧毁现有的一切，而是要重新赋予它意义。”
大厅里再次安静。有人低声叹气，也有人微微点头。
久加诺夫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道：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这不会是一条轻松的路。我们面前有饥饿，有贫穷，有外部的敌意。但莫斯科从不害怕困难。只要人民团结，我们就能重新站起来。”
他抬手，指向大厅的穹顶。
“这里曾经见证了我们的骄傲，也见证了革命的誓言。”
“现在，它将见证新的开始。”
人群中响起了歌声。有人开始唱《祖国在召唤》，随后是《国际歌》。
声音从稀疏到整齐，渐渐汇成洪流。久加诺夫放下笔记，静静站在台上，等歌声结束。
“同志们，”他最后说道，“让工厂的烟囱重新冒烟，让学校重新开门，让国家重新属于人民。我们经历过屈辱，也经历过沉默——现在，是重新书写历史的时候了。”
大厅里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尼古拉在台下站起身，向他点头致意。
那一刻，所有的灯光照亮大厅的穹顶。
墙上的红旗重新展开，鲜艳的颜色映在每一张脸上。
外面的雪刚刚停下，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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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天空仍旧阴沉，但街道上的秩序已经恢复。政权移交后的第一个月，临时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彻夜灯火通明。文件堆满桌面，电话线几乎没有停过。
首先被恢复的是生产。许多工厂早已停产，机器生锈，工人流散。委员会派出工作组深入地方，重新召集原有工人。各地工会被赋予管理权，工厂的生产计划不再由少数股东决定，而是由“厂务委员会”制定。
原本空置的工业区又冒出了白烟，旧式车床重新运转，仓库的铁门被焊上新的标志——“国家工业再生计划”。
接着是粮食问题。经历多年经济崩溃与战争，农田荒芜严重。临时委员会下令由地方自治组织接管耕地，农村合作社重新建立。中央派出农业专家团前往伏尔加、顿河流域，指导机械化复耕。农机油料和化肥从军用储备中调拨，铁路运输被优先保障给粮食线。
数月后，市场上的面包和牛奶重新出现，人们排队时虽然还要等，但队伍中已经听得见笑声。
财政系统几乎是从废墟中重建。旧的银行体系已被通货膨胀摧毁，委员会宣布发行临时卢布，以国家黄金储备和基础物资为背书。与此同时，大型私营金融集团被国有化，其账目由审计局全面清查。人们对新货币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工资能按时发放，价格不再每日波动，信心逐渐回来了。
在行政层面，地方政府被重新整合。原来的官僚体系被削减，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委员会”制度。每个地区的委员由工人、教师、医生和退伍军人推选产生。
中央不再直接任命地方长官，而是通过大会确认。新制度并不完美，会议冗长，争论频繁，但至少人们开始学会为自己的城市做决定。
军队方面，临时委员会最担心的仍是忠诚问题。久加诺夫和尼古拉共同签署命令，解散原大统领卫队与部分特种部队，将其并入新的“苏俄红军”。
军官需重新宣誓，誓词中不再提及个人与上帝，而是“国家与人民”。
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大多选择留下，他们说自己会为了祖国再次踏上战场，只希望有人能管好这个国家。
教育和医疗的恢复花了更长时间。
许多学校早已荒废，教师外流严重。委员会决定从首都大学派出“教育重建队”，将教师分配到各省。
课程以基础科学和职业技能为主，教材重新编写，删除了旧时代的宣传口号。
医院也在逐步恢复，药品与器材短缺的问题通过与东协的贸易协定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宣传部门悄然恢复运作。
电视上出现了新的标志——“莫斯科人民广播”，每天固定播放两次“国家复兴简报”。新闻语言克制，没有激昂的口号，更多是具体数字：复工的工厂数量，耕种面积，基础设施恢复比例。
人们开始习惯这种报告式的播报方式，它让人感到踏实。
外交上，临时委员会采取谨慎态度。
对外声明强调“和平与中立”，既不承认钢铁盟约的扩张，也不主动对立。
尼古拉仍留在安全委员会中担任顾问，他主张“先稳住边界，再谈未来”。
久加诺夫则更专注于国内，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国家不是通过演讲复兴的，而是通过工人们的辛勤劳作。”
到了第四个月，莫斯科的夜市重新开放。街灯亮起时，摊贩摆出热汤和面包，孩子在街头跑闹。人们仍然节俭，但不再绝望。报纸头版写着：“国家正在站起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久加诺夫翻阅着最新报告。工业产值比上个月增长百分之七，粮食储备回升，民间纠纷减少。有人提议将委员会改组为正式政府，但他摇头说：“还早。让人民先看到真正的改变。”
窗外的莫斯科河上结着薄冰，桥上的红旗在风中微微摆动。几个月的重建没有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却让它重新有了秩序。人们开始工作、开会、争论、纳税、学习——这一切看似平凡，却是久违的希望。
临时委员会的文件上写着一句话，被所有成员签名确认——
“国家属于劳动者。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他们给自己，也是给这个国家的新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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