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索马里朱巴河下游的冲积平原被旱季的暖阳晒得发烫，地表的细沙在风里滚成小丘，远处的猴面包树像沉默的巨人，守着这片被遗忘的土地。程远踩着没过脚踝的细沙，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沙粒钻进鞋缝的粗糙触感，他手里展开一张19世纪英国传教士手绘的古地图，泛黄的纸页边缘已经发脆，上面用红墨水标注的“Jubu port”字样，恰好与眼前这片被当地迪吉尔族牧民称为“古渡口”的遗址重叠。
“过去学界一直把‘竹步’的位置定在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尤，”林珊从帆布背包里掏出一本蓝布封皮的《星槎胜览》清代校注本，书页间夹着的书签是去年在泉州沉船遗址发现的青花瓷碎片，“我们上个月在基斯马尤挖了整整二十天，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探方挖了三米深，只找到几片阿拉伯贸易瓷——那种蓝白釉的粗瓷，一看就是民间商船留下的，连半块明代官瓷的影子都没有。直到我在南京图书馆翻到这本道光年间的校注本，才发现‘基斯马尤’是当年学者根据阿拉伯文献误判的，真正的‘竹步’应该在朱巴河下游的古渡口。”她指尖在“竹步国临朱巴河，舟楫可通内陆三十里，沿岸多象牙、香料”的字句上反复摩挲，校注本的页边还有前人用朱砂写的批注：“古渡口有中国屋基，传为大船人所建，民国二十年曾见青花瓷片”。
郑海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镜头盖还没打开，额头上的汗珠已经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用袖子擦了擦汗，镜头扫过遗址旁几棵枯死的猴面包树，树干上还残留着模糊的绳索勒痕，像是被什么重物长期捆绑过。“你们看这树桩周围的沙层，”他蹲下身，用手指拨开表面的浮沙，露出下面夯实的土层，“这层土的密度比周围高很多，明显是人工夯实的，很可能是当年宝船停泊时搭建的码头基座。刚才我用便携式声呐扫描了一下，水下3米处有一排木质桩柱，间距刚好1.5米，排列得特别整齐，符合明代官用码头‘横桩固岸、竖桩系船’的建造规格。而且桩柱周围的泥沙里，还检测到大量的桐油残留，和泉州‘清和号’沉船遗址的船用防腐漆成分一模一样——这绝对是宝船停靠过的痕迹！”
方美怿蹲在一处刚开挖的探方边，她穿着卡其色的考古服，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点。她小心翼翼地用竹刀拨开沙层，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沉睡的历史，一把青铜小刀的刀尖渐渐从沙里显露出来。刀身虽已覆盖着青绿色的锈迹，但刀柄上的缠枝莲纹依然清晰可辨，纹路里还残留着当年的朱砂漆，刀尖部位甚至能看到象牙的白色刮痕。“光谱仪数据出来了！”她对着对讲机兴奋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把刀的铜锡比例是9:1，是明代官造兵器的标准配比——你们还记得在泉州沉船里发现的那把水手刀吗？刀柄的缠枝莲纹和这个完全一致！这应该是船员用来切割、修整象牙的工具，你看刀尖的弧度，刚好能贴合象牙的曲面。”
欧阳宗明则在探方东侧的沙地里，发现了一处散落着陶片的圆形遗址，地表的陶片多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玉，有几片还粘连着未烧透的陶土。他戴上白色的手套，捡起一片边缘还带着指纹的陶片，指尖抚过陶片表面时，突然停住了——陶片内侧竟印着半个模糊的“竹”字，笔画是典型的明代楷书风格。“这是当地工匠模仿明代瓷器制作的陶器！”他把陶片举到阳光下，让众人看清那个“竹”字，“你们看这陶土的成分，混合了朱巴河的细沙和景德镇的高岭土——很可能是郑和船队的船员把制瓷技术教给了当地人，‘竹’字就是‘竹步’港的标记。结合《明成祖实录》里‘永乐十三年，竹步国遣使献象牙二百斤、犀角十枚’的记载，这里不仅是贸易港，还是明代瓷器与东非陶器文化交融的见证地。你看这片陶片，表面还模仿了青花瓷的青花发色，虽然用的是当地的矿物颜料，颜色发灰，但能看出工匠很努力地在学习明代的制瓷工艺。”
当天傍晚，夕阳刚把朱巴河的水面染成金红色，远处的天空渐渐被暮色吞没，遗址附近突然扬起一阵尘土——三辆涂着迷彩漆的皮卡车疾驰而来，车轮卷起的沙粒像黄色的雾，车身上还架着生锈的机枪。皮卡车在考古队的营地前停下，车上跳下来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武装分子，手里握着AK47步枪和木棍，为首的人留着络腮胡，脸上有一道刀疤，用生硬的英语大喊：“这片土地是我们迪吉尔族的，你们这些外国人无权挖掘！赶紧把挖出来的东西留下，离开这里！”
程远的心瞬间沉了下去，他立刻让林珊和方美怿把青铜刀、陶片等文物装进防水箱，转移到考古队的越野车后备箱里，自己则和欧阳宗明、郑海峰迎上去。“我们是中国考古队，不是侵略者，”程远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他从口袋里掏出塑封好的文件，上面有索马里国家博物馆的公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权书，“这些文物不是我们的私产，是索马里的历史记忆，是你们迪吉尔族祖先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见证。如果你们愿意配合，我们可以邀请部落的长老参与发掘，一起研究‘竹步国’的故事，还能帮你们申请联合国的文化保护资金，用来改善部落的生活条件。”
武装分子头目接过文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神里满是怀疑。他用索马里语和身边的人快速交谈了几句，语气越来越激动。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索马里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赶来了。穆罕默德下车后，立刻用索马里语和武装分子头目交谈，两人的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是在争论什么。过了十几分钟，武装分子头目终于放下手里的步枪，对着程远说：“可以让你们继续挖，但必须保证文物最终留在索马里国家博物馆，还要教我们部落的年轻人怎么保护这些东西。如果你们敢把文物带走，我们绝不会放过你们。”
程远立刻点头答应，双方当场签订了文物共管协议——协议里明确规定，考古队负责技术支持，迪吉尔族部落派代表参与发掘，所有出土文物暂时存放在索马里国家博物馆，待当地建立文物保护站后再移交。这场危机的化解，不仅为遗址发掘扫清了障碍，更让考古队明白，非洲地名的考证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还需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情感与文化认同。当晚，迪吉尔族的长老还带着部落成员送来羊肉和椰枣，篝火旁，长老用手比划着讲述“大船人”的传说，虽然语言不通，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六百年的友好。
莫桑比克海峡西侧的索法拉港外，湛蓝的海水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阳光透过水面，在海底投下斑驳的光影。“海探七号”考古船的声呐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屏幕上跳动的绿色光点勾勒出海底的地形，一片长达60米的水下阴影格外显眼，像一条沉睡的大鱼，卧在珊瑚礁群之间。
程远站在舰桥，手里拿着一杯刚泡好的绿茶，热气在冰冷的海风里很快消散。他盯着屏幕上的水下阴影，眉头微微皱起：“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这里是‘比剌国’的港口，而海峡南侧的莫桑比克港，则是‘孙剌国’的所在地。过去很多学者都觉得‘比剌’和‘孙剌’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译名，毕竟这两个名字发音相近，而且都在莫桑比克海峡沿岸。但我们在整理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东非航程日记》时，发现了新的线索。”
林珊趴在海图桌前，摊开两份泛黄的文献——一份是明代郑和船队水手李茂的《东非航程日记》抄本，纸页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迹是用毛笔写的小楷，有些地方还被水浸得模糊不清；另一份是16世纪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东方航程记》，是19世纪的印刷本，书页边缘有前人的批注。“你们看李茂的日记，”林珊用镊子夹着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盖在日记的关键段落上，“这里写得很清楚：‘永乐十二年冬，抵比剌，港阔水深，可容大船。船员登岸，以瓷换象牙，获百根，皆喜；越十日，复航，抵孙剌，港周多金矿，得黄金五十斤，船长命谨藏之，待归献朝廷’。这说明‘比剌’和‘孙剌’是相距不远的两个港口，不是同一个地方。我们上个月在索法拉港外做声呐扫描时，发现了这片水下阴影，从长度和轮廓来看，很可能是‘比剌’港的沉船遗迹——你们看阴影的中部，有明显的凸起，像是船的桅杆残件。”
郑海峰操控着水下机器人，他的手指在操作杆上灵活地移动，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水下机器人缓缓下放到海底，螺旋桨搅动海水，卷起细小的泥沙，屏幕上的画面一度变得浑浊。“别急，慢慢来，”程远在一旁提醒，“小心碰到珊瑚礁，别损坏机器人的摄像机。”几分钟后，海水渐渐清澈，一块泛着淡蓝色光泽的瓷片从珊瑚缝隙中显露出来，瓷片的边缘还粘着几根细小的海藻。“是永乐官窑瓷！”郑海峰的声音带着兴奋，他赶紧调整机器人的角度，让摄像机近距离拍摄瓷片，“你们看这青花发色，泛着典型的铁锈斑，是苏麻离青料没错！这种青料只有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官窑才会使用，民间根本得不到。”
方美怿立刻调整光谱仪的参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屏幕上的数据不断跳动。“胎土成分检测出来了，”她抬起头，脸上满是笑容，“二氧化硅含量72%，氧化铝含量18%，氧化铁含量2.3%，和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的永乐瓷完全一致！而且瓷片底部还能看到半个‘比’字，是用青花写的，字体是明代官用的楷书风格，应该是‘比剌’港的标记。我还做了碳十四检测，这枚瓷片的年代是1414±5年，刚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和李茂日记的记载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则负责分析水下机器人传回的海底地形数据，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三维地形图，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深度。“你们看沉船遗迹的周围，”他用鼠标在屏幕上圈出一片区域，“这里的泥沙里有大量的象牙粉末残留，还有一些细小的象牙碎片，应该是当年船上的象牙散落后，被海水冲刷到这里的。而在沉船遗迹的东南方向，大约五海里的地方，我们发现了另一处小型的水下遗址，那里的泥沙里有大量的金屑——结合李茂的日记，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孙剌’港的遗址！”
就在这时，水下机器人的机械臂突然捕捉到一个泛着金光的物体。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屏幕上，机械臂小心翼翼地夹起那个物体——竟是一块巴掌大的金锭！金锭表面虽已附着海生物的外壳，有些地方还长了一层薄薄的铜绿，但“孙剌国贡金”五个字依然清晰可辨，是用阴刻的手法刻上去的，字体工整有力。“这枚金锭的纯度检测是99.2%，”欧阳宗明激动地说，“和莫桑比克当地马普托金矿的成色一致——马普托金矿的黄金纯度在98%到99.5%之间，这枚金锭很可能就是从那里开采出来的。结合《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四年，孙剌国遣使献黄金百两’的记载，证明‘比剌’以象牙贸易为主，‘孙剌’则是黄金产地，两者是郑和船队在东非最南端的两个重要补给点。而且这枚金锭的重量是五十两，和李茂日记里‘得黄金五十斤’的记载虽然单位不同，但很可能是同一批黄金——明代的‘斤’是十六两，五十斤就是八百两，可能分铸成多枚金锭，这枚只是其中之一。”
当考古队把金锭和瓷片的高清照片、检测报告送到莫桑比克国家博物馆时，馆长若昂·门德斯亲自在博物馆门口迎接。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矍铄，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相册。“欢迎你们，中国的朋友！”若昂热情地握住程远的手，力道大得让程远有些意外，“我等你们的消息等了整整一年了——去年你们来考察时，我就坚信索法拉港附近一定有中国古代船队的遗迹，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
若昂带着考古队走进博物馆的库房，库房里摆满了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着各种文物——有阿拉伯的玻璃器皿，有葡萄牙的银币，还有当地部落的木雕。他在一个角落的展柜前停下，指着里面的一块青花瓷片说：“这块瓷片是1950年在索法拉港出土的，一直放在库房里，我们不知道它的年代和来源，只能确定是中国的瓷器。今天看到你们带来的瓷片照片，我才发现它们的风格完全一致！这说明六百年前，中国的大船就来到了我们的港口，和我们的祖先做贸易、交朋友。这些文物不是冰冷的石头，是连接两个国家的友谊纽带。”
当晚，索法拉港的渔民自发为考古队举办了海鲜晚宴。晚宴设在海边的一片沙滩上，渔民们点燃了篝火，火焰在夜色里跳动，映得每个人的脸上都暖洋洋的。七十多岁的老渔民阿曼多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手里拿着一把四弦琴，弹唱起当地的民谣，歌词里唱着“远方的大船带来了白色的珍宝，我们用象牙和黄金交换，友谊像莫桑比克海峡的海水，永远不会干涸”。
方美怿靠在欧阳宗明肩上，看着篝火旁跳舞的渔民孩子们，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在海风中传得很远。“以前总觉得‘比剌’‘孙剌’只是文献里的两个名字，冷冰冰的，没有温度，”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感慨，“现在才明白，每个地名背后都藏着活生生的人，藏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贸易、他们的友谊。我们的考古，不只是在纠正地图上的坐标，更是在找回这些被遗忘的故事，让它们重新被世人看见。”
欧阳宗明握紧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用青花瓷碎片打磨的小吊坠——吊坠是心形的，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方”字，边缘被打磨得光滑圆润，是他前几天在索法拉港的沙滩上，趁着休息时间偷偷做的。“这个送给你，”他把吊坠戴在方美怿的脖子上，“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这是用‘比剌’港出土的瓷片做的，算是我们这次考古的纪念。以后我们还要带更多人来这里，让更多人知道，六百年前，中国和非洲就已经是朋友了，我们的友谊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方美怿摸了摸脖子上的吊坠，冰凉的瓷片贴着皮肤，却让她觉得心里暖暖的。她抬头看着欧阳宗明，眼里满是笑意：“谢谢你，我很喜欢。以后不管我们去哪里考古，我都会带着它。”
肯尼亚内罗毕的国家博物馆里人头攒动，“郑和下西洋非洲地名考古成果总结会”在这里召开。博物馆的大厅里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跨越六百年的友谊——郑和下西洋非洲地名考古成果展”，大厅两侧的展柜里，陈列着考古队在东非发掘的文物，每一件文物旁边都配有详细的说明牌，用中英文介绍文物的年代、用途和历史背景。
程远站在台上，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正式着装——平时在考古工地，他总是穿着耐磨的考古服和运动鞋。他手里拿着一个激光笔，身后的大屏幕上展示着一张完整的“郑和东非航线地名修正图”，地图上用红色的线条勾勒出郑和船队的航线，用蓝色的圆点标注着考古发现的遗址，每个圆点旁边都有一个小方框，里面写着修正后的地名和对应的文献记载。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沿着《郑和航海图》的足迹，走遍了东非的六个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莫桑比克、南非、马达加斯加，”程远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清晰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我们在曼布鲁伊的沙丘下找到刻着‘慢’字的青花瓷片，在基尔瓦的王宫遗址发现“麻林地”双语铭文，在朱巴河古渡口挖出明代船员的青铜刀，在索法拉海底找到“比剌”港的金锭，在蒙巴萨的古码头识别出“门肥赤”的青铜雕像——这些文物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串联起郑和船队东非航程的珍珠。”
他按下激光笔，屏幕上的地图切换到“竹步”遗址的航拍图，朱巴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从内陆蜿蜒流向大海，古渡口遗址恰好位于河流与海洋的交汇处。“以‘竹步’为例，过去学界误认它在基斯马尤，是因为忽略了《星槎胜览》中‘舟楫可通内陆’的关键记载——基斯马尤位于沿海平原，没有大河通航，而朱巴河下游的古渡口，船只可以逆流而上三十里，深入东非内陆，这才符合‘竹步国’作为内陆贸易中转站的定位。我们在古渡口发现的陶器作坊遗址，更是证明了这里不仅是贸易港，还是文化交流的枢纽——当地工匠模仿明代瓷器制作陶器，将中国的制瓷技术与东非的制陶传统结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竹步陶’，这种文化融合的痕迹，比任何文献记载都更有说服力。”
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来自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的考古学家纷纷点头——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对“竹步”的位置存疑，如今看到实物证据，终于认可了考古队的结论。
林珊接着上台，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考古报告，封面上印着“朱巴河‘竹步’遗址考古报告（2022）”的字样。“在‘竹步’遗址的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翻开报告，展示出一组照片，“这些明代官瓷的碎片，大多集中在码头遗址和陶器作坊附近，而在远离遗址的居民区，只发现了少量的当地陶器。这说明明代瓷器在‘竹步国’是珍贵的贸易品，主要用于官方贸易和贵族使用，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同时，我们在陶器作坊遗址发现的明代铜钱‘永乐通宝’，大多被打磨成了装饰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货币在东非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她顿了顿，又展示出另一组数据：“我们对‘竹步’遗址出土的象牙进行了同位素分析，发现这些象牙来自朱巴河上游的多个部落，其中一些象牙的切割痕迹与明代船员使用的青铜刀完全吻合。这证明‘竹步国’不仅是郑和船队获取象牙的港口，还是一个连接内陆多个部落的贸易中心——船队在这里用瓷器、丝绸交换象牙，再将象牙转运回中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象牙-瓷器’贸易链。”
会议间隙，迪吉尔族的长老带着部落的年轻人来到展厅，他们穿着传统的红色长袍，手里捧着用兽皮包裹的礼物。长老走到程远面前，小心翼翼地打开兽皮，里面是一块保存完好的明代青花瓷片，瓷片上的缠枝莲纹与“竹步”遗址出土的瓷片完全一致。“这是我们部落世代相传的‘圣物’，”长老通过翻译说，“我们的祖先说，这是‘太阳升起之地的朋友’留下的礼物，能保佑部落平安。现在，我们把它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让更多人知道‘竹步国’的故事，知道我们祖先与中国朋友的友谊。”
程远接过瓷片，心里满是感动。他当场决定，将这块瓷片与考古队发掘的文物一起，在索马里国家博物馆设立专门的展区，让更多索马里人能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迪吉尔族的年轻人还围着方美怿，好奇地问起明代瓷器的制作工艺，方美怿耐心地给他们讲解苏麻离青料的来源和景德镇的制瓷流程，还答应下次带他们去中国参观景德镇的古窑址。
考古队在索法拉港的发掘进入尾声，“海探七号”考古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整理好的文物箱，每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注明文物的名称、年代和出土地点。郑海峰正忙着拍摄文物的纪录片，他的摄像机对准了那枚“孙剌国贡金”金锭，阳光透过船舱的窗户，照在金锭上，泛着耀眼的光芒。
“这枚金锭不仅是‘孙剌’港存在的实物证据，还是郑和船队与东非贸易的重要见证，”郑海峰对着镜头说，“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孙剌国遣使到中国，献上黄金百两，这枚金锭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金锭上的‘孙剌国贡金’五个字，是用明代官用的阴刻手法刻上去的，字体工整，笔画有力，说明这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贡品，不是民间贸易的商品。”
方美怿则在实验室里对金锭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她将金锭放在x射线荧光光谱仪下，屏幕上显示出金锭的元素组成：“金的纯度是99.2%，还含有少量的银和铜，这与莫桑比克马普托金矿的矿石成分完全一致。我们还在金锭的表面发现了一些细小的划痕，经过分析，这些划痕是用青铜工具刻字时留下的，与‘竹步’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成分相同，这说明刻字的工具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带来的。”
欧阳宗明则在整理李茂的《东非航程日记》，他将日记中的记载与考古发现一一对应，画出了一张“郑和船队东非贸易路线图”。“日记里提到，‘比剌’港‘港阔水深，可容大船’，这与我们在索法拉港外发现的沉船遗迹完全吻合——沉船的长度约55米，宽14米，是典型的明代二千料补给船，能够容纳大量的象牙和货物。而‘孙剌’港‘周多金矿’，则与我们在莫桑比克港发现的金矿遗址对应，那里的矿洞中有明代开采的痕迹，还出土了少量的‘永乐通宝’铜钱。”
莫桑比克国家博物馆馆长若昂·门德斯再次来到考古船，他带来了莫桑比克文化部的文件，正式邀请考古队参与莫桑比克港“孙剌”遗址的联合发掘。“过去我们对‘孙剌’港的历史一无所知，”若昂说，“你们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莫桑比克在明代就已经是中国船队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能与中国考古队长期合作，一起发掘‘孙剌’遗址，还原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程远欣然答应，双方当场签订了联合发掘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考古队将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莫桑比克国家博物馆将负责组织当地的考古人员和保护文物，所有出土文物将在两国联合建立的“郑和与东非贸易博物馆”中展出。
当晚，考古队在“海探七号”的甲板上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庆祝晚会，莫桑比克的渔民们也赶来参加，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海鲜和当地的水果，与考古队员们一起分享。篝火旁，若昂唱起了当地的民谣，欧阳宗明和方美怿跟着节奏轻轻摇晃，郑海峰则用摄像机记录下这温馨的一幕。
“没想到这次考古不仅找到了‘比剌’和‘孙剌’的证据，还收获了这么珍贵的友谊，”方美怿靠在欧阳宗明肩上，轻声说，“以后我们还会再来这里吗？”
欧阳宗明点点头：“当然会，‘孙剌’遗址的发掘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历史等着我们去发现。而且，我还想带你来看看莫桑比克港的日出，这里的日出一定很美。”
“郑和下西洋非洲地名考古成果展”在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展，展厅里人头攒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学者都想亲眼看看这些改写东非历史的文物。
在“竹步”遗址展区，那把明代青铜刀被放在特制的玻璃展柜里，旁边的屏幕上播放着考古队发掘时的视频，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惊叹于六百年前中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在“比剌”与“孙剌”展区，那枚“孙剌国贡金”金锭吸引了最多的目光，不少游客拿出手机拍照，想要记录下这枚见证中非友谊的金锭。
程远和林珊站在展厅的角落，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脸上满是欣慰。“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考证这些非洲地名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这是在做无用功，”林珊说，“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程远握住她的手：“这些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告诉我们，六百年前，中国和非洲就已经通过海洋连接在一起，进行着平等、友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现在，我们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就是为了让这份友谊能够延续下去。”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则带着一群当地的学生参观展览，他们耐心地给学生们讲解每件文物的历史背景，回答他们的疑问。“老师，郑和船队为什么要到东非来呀？”一个名叫卡玛的小女孩问。
方美怿蹲下身，温柔地说：“因为他们想和东非的朋友做贸易，分享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也想了解东非的文化和物产。就像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和你们一起发掘历史，也是为了分享和交流呀。”
卡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指着展柜里的“竹步”陶片说：“我以后也要当考古学家，像你们一样，寻找更多‘大船人’的故事。”
欧阳宗明笑着说：“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只要你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能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
展览结束后，考古队收到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合作邀请——肯尼亚邀请他们继续发掘曼布鲁伊遗址的船员聚居地，坦桑尼亚希望他们参与基尔瓦王宫遗址的保护工作，莫桑比克则期待着“孙剌”遗址的联合发掘。
程远在总结会上说：“这次非洲地名考证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会沿着郑和的航线，继续探索更多被遗忘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考古，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了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让和平、合作、包容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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