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的飞速发展如同吞金巨兽，王小伟深知，仅靠宣大两地的产出和朝廷的接济，根本无法满足长远的需求。必须开辟更稳定、更庞大的财源。他的商业布局，开始加速推进。
在整合了宣府、大同原有的官市、官煤厂、纺织工坊等产业后，王小伟正式成立了 “北疆兴业总商行” （简称“北疆商行”）。商行总部设在大同，由他绝对控股，聘请了一批精于算计、背景干净的账房和掌柜进行管理。
北疆商行的业务范围极广：
1、垄断经营：继续独家经营蜂窝煤、新式羊毛制品（呢绒、毛毯）、玻璃器皿、镜子等高利润商品，利用宣大的原料和人力优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商行旗下的店铺，销往北方各省，甚至利用晋商原有的部分渠道，向南渗透。
2、军需贸易：除了为自身军队提供装备，北疆商行还以“质优价廉”为招牌，开始向朝廷其他边镇（如蓟镇、山西镇）以及内地部分仍有战斗力的明军，有限度地销售标准化的武器盔甲、火药铅弹（主要是淘汰的旧式和性能稍次的型号）。这既能赚取巨额利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控制其他明军的装备水平。
3、金融尝试：“宣府官银号”并入北疆商行体系，发行的“北疆银票”开始在宣大乃至山西部分与商行有紧密贸易往来的地区流通。商行利用庞大的资金流，开展汇兑、存储和有限度的借贷业务，悄然积累着金融资本。
4、情报网络：商行庞大的商队和店铺，本身就是一张覆盖小半个北方的信息网，与军情司密切配合，收集各地军政情报、物价波动、流寇动向，无孔不入。
然而，王小伟的商业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的目光，投向了利润更为丰厚，也更能打破地理限制的领域——海外贸易。
此时，郑芝龙家族掌控的海上力量，垄断了东南沿海的大部分贸易。但王小伟占据的登莱地区（通过之前的影响和安排），拥有优良的港口，正好可以绕过郑家的势力范围，直接与来自日本、朝鲜、乃至南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
他秘密下令，将在登莱初步建成的水师基地和护航舰队，正式升格为 “北疆水师” ，由心腹将领统辖，开始建造、购买更适合远航的海船（广船、福船为主），并加装火炮。
北疆商行的第一批海上船队，满载着玻璃镜子、精美羊毛呢绒、烈酒（利用北方粮食蒸馏的高度酒）等特色商品，以及部分“不太敏感”的军械（如优质刀剑、弓箭），在武装护卫下，扬帆起航，驶向朝鲜和日本。
与此同时，另一支船队则南下，尝试与盘踞在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澳门）和荷兰人（台湾）建立直接联系，用北方的特产和白银，换取王小伟急需的物资——南洋的硫磺、硝石（制造火药的关键原料）、印度的优质铁矿砂、乃至西方最新的科技书籍、精密仪器（如望远镜、钟表），甚至……聘请有经验的西方造船师、炮手和医生！
海贸的利润是惊人的。一面在宣府成本不过数两银子的玻璃镜，在日本或南洋可以卖出上百两的天价！优质的羊毛呢绒在寒冷的朝鲜和日本极受欢迎。而用粮食酿造的高度烈酒，更是让嗜酒的蒙古、女真乃至西方商人趋之若鹜。
第一批船队返航时，带回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白银、黄金，还有王小伟梦寐以求的硫磺、硝石和几船优质的印度铁砂，甚至还有两名被高薪吸引的葡萄牙炮手和一名懂外科的传教士医生！
消息传开，北疆商行日进斗金，富可敌国的传闻不胫而走。这巨大的财富流动，再次震动了朝野。
崇祯皇帝在欣喜于北疆防线稳固的同时，对王小伟如此“与民争利”（实际上是与原有利益集团争利）和掌握如此庞大海贸利润，也感到了更深的不安。朝中弹劾王小伟“擅开海禁”、“结交夷狄”、“富甲一方，其心叵测”的奏章，再次多了起来。
但王小伟对此早有准备。他主动将海贸利润的“三成”，“自愿”上缴崇祯的内帑，美其名曰“供奉陛下，以充军资”。这一手，既暂时堵住了皇帝的嘴，也用真金白银将皇帝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利益捆绑。
同时，他利用海贸获得的优质原料和引进的西方技术，反哺军工局，使得燧发枪的钢材质量、火药的威力、甚至火炮的铸造工艺，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一个以军工为核心，以工商为血脉，以金融为纽带，以海贸为触角的庞大势力集团，已然成型。王小伟用强大的武力和先进的科技作为根基，用巨额的财富作为润滑和扩张的燃料，在明末这片混乱的天地间，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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