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初春，寒意并未随着季节更替而散去，反而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凝结成更深重的绝望与血腥。都灵首相府内，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书桌上，来自法国的电文一份比一份更令人窒息，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古老帝国崩溃后的惨烈图景。
1月，被围困数月、饥寒交迫的巴黎市民再次爆发起义，遭到临时国防政府的血腥镇压。1月26日，绝望的法国政府最终在凡尔赛镜厅与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巴黎投降条约》，三天后全面停战。条约内容传来，令所有关注欧洲局势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巴黎要塞大部分炮台、火炮、弹药移交给德军，法国需赔偿2亿法郎的天文数字，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全省。
2月26日，停战协定转化为预备和约（《凡尔赛和约》草案）。根据其苛刻条款，德军获得了在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和约前，将军队开进巴黎的权利。3月1日，这一幕耻辱的场景上演了：普鲁士军队以胜利者的傲慢姿态，在巴黎主要街道举行了短暂而羞辱性的阅兵仪式，直至3月3日和约正式批准后才撤出。凯旋门见证了征服者的马蹄，香榭丽舍大街飘荡着异国的军歌。
消息传到法国东南部的意大利远征军军营，一片哗然与凝重。战争以法国的彻底惨败告终，这意味着意大利远征军“牵制普军、援助法国”的直接军事使命已事实上结束。许多军官和士兵感到迷茫，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指令迅速而清晰地传到前线：“全军务必坚守现有阵地，保持最高戒备，但绝对避免任何挑衅德军或介入法国内部事务的行为，等待后续命令。”他深知，此刻的和平脆弱不堪，强大的普鲁士军团近在咫尺，任何轻微的误判都可能招致胜利者雷霆般的怒火，让意大利之前付出代价换取的所有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军队必须像沉默的礁石，在风暴后的余波中岿然不动。
然而，巴黎的悲剧并未随着停战和德军短暂的阅兵而结束，反而急转直下，进入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章节。对“卖国政府”的极度愤怒、对建立新社会的渴望、以及长期围困积累的苦难，最终在3月18日猛烈爆发。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倾向革命的国民自卫军发动起义，成功控制了城市，驱逐了政府官员，宣告成立巴黎公社。一个由工人、手工业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试图实践“社会共和”理念的革命政权，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诞生了。其颁布的政纲——包括政教分离、工人管理工厂、推行义务教育等——如同投入油桶的火把，瞬间点燃了整个欧洲旧秩序统治阶层的恐惧。
法兰西陷入了血腥的内战。位于凡尔赛的法国梯也尔政府惊惶失措，开始疯狂地集结一切可用的军队，准备反扑，夺回巴黎。
这一系列剧变，尤其是“巴黎公社”这个名字，让远在罗马的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深感震惊，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中紧紧攥着描述公社成立及其激进政纲的电文，眉头紧锁，目光异常凝重。
“公社…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权…”他喃喃自语，这些词汇对他这个穿越者而言，带着一丝来自未来历史书的、熟悉而又极其危险的意味。这不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或军事失败，而是一场试图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其理念的传染性和对底层民众的号召力，是君主制和资产阶级政府面临的全新且致命的挑战。
他立刻意识到，这对正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社会矛盾开始累积的意大利意味着什么。都灵、米兰、热那亚的工厂里，工人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贫富差距、工作环境、待遇问题都是潜在的炸药桶。
“法拉利、罗西尼，”他迅速召来内政大臣和特别调查局局长，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巴黎的事件必须引起我们最高度的警惕。这不是别人的热闹，这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危险，我们的城市绝不能变成下一个巴黎。”
他下达了一连串强硬指令：“第一，内政部和特别调查局立刻升级监控力度。目标：国内所有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团体、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集会点。要派人渗透进去，掌握他们的核心成员、思想动态、活动计划。任何试图传播巴黎公社思想、煽动暴力革命的苗头，必须第一时间扑灭。
第二，控制舆论。让《复兴报》立刻发表系列社论，定下基调：严厉谴责巴黎公社的‘暴力’、‘无政府状态’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强调王国政府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坚定决心。同时，要宣传政府正在推行的劳动立法改革（如果有）和改善民生的计划，巧妙地将激进革命与工人的合理经济诉求切割开来。既要打压极端思想，也要展现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堵住煽动者的口实。
第三，准备预案。警察和宪兵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制定应对大规模工潮或骚乱的应急方案。底线：绝不允许任何模仿巴黎公社、试图建立平行政权的行为在意大利的任何城市出现。”
与此同时，在法国，局势变得异常微妙。逃到凡尔赛的法国梯也尔政府，开始集结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巴黎公社。他们向仍在法国的意大利远征军发出了“协助维持秩序、封锁巴黎外围”的请求。
亚历山德罗的最终指令明确而坚决：“可以应法国政府请求，在外围协助执行封锁任务，防止公社分子流窜或获得外部补给。但我们的军队绝不能进入巴黎城内，绝不直接参与对巴黎市民的进攻和镇压行动。”
这是一个冰冷而现实的政治决策。他深知，让意大利军队的手沾上巴黎工人的鲜血，不仅会在国际左翼运动中留下永久污名，极大损害意大利的道义形象，更可能在国内激化工人群体的仇恨情绪，将社会矛盾的矛头直接引向政府本身，从而引爆他极力想要避免的危机。
于是，在巴黎城外，意大利远征军（意大利部分远征军和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已撤离回国）默默地驻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成为了那场发生在兄弟之邦腹地的、惨绝人寰的内战的沉默看客。他们执行着封锁任务，冷眼旁观着城墙内发生的悲剧，既是亚历山德罗现实政治哲学的忠实执行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意大利自身避开一场潜在社会灾难的防火隔离带。巴黎的烽火，照亮了法兰西的伤痕，也惊醒了都灵的执政者。
巴黎的烽火，照亮了法兰西的深刻伤痕，也惊醒了罗马的执政者。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的目光从法国战场收回，更加凝重地投向了意大利沸腾的工厂和沉默的南方。外部威胁暂缓，内部的挑战，伴随着工业时代的隆隆脚步声和巴黎传来的血腥气息，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逼近他的桌案。远征的篇章即将翻过，但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所带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已然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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