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一大早，田润叶就醒了，今天是星期天，没有课。
窗外的天刚泛起鱼肚白，同宿舍的罗婷和刘梅还睡得沉。她轻手轻脚地爬下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少安前天刚寄到的信，又就着窗外透进的微光，把最后几行字看了一遍，嘴角忍不住弯了起来。
少安在信里说，他补习课程跟得吃力，但劲头很足，还提到了试验田里绿油油的麦苗……，最后拐到小时候她，偷偷塞二合面馍给他吃的事……。
润叶小心地把信纸折好，又放回枕头下，心里盘算着今天的行程——她要进城去文化馆找好朋友杜丽丽。
洗漱完，换上那件半新的格子外套，围上红围巾，她悄悄带上门出去了。清晨的师专校园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起的身影在球场上运动。她得赶公交车。
学校的道路两旁，屋舍的烟囱开始冒出缕缕炊烟。等了约莫一刻钟的工夫，一辆头顶着大气包、拖着长“辫子”的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开了过来。
车门“哐当”一声打开，里面已经挤了不少人，大多是附近进城中心的农民和工人，带着箩筐、工具，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味。
公交车喘着粗气驶上新桥，车身晃得厉害，润叶抓紧了前排座椅的靠背。
新桥位于城北，是前年才修起来的，连接着东岸的老城和西岸新发展起来的区域，虽然位置相对偏僻，但车流人流也不少，看得出是为了分担老桥的压力。
桥面宽得能并排走两辆卡车，水泥栏杆光溜溜的，还泛着新打的痕迹。
桥底下，黄原河浊黄的水滚滚向南，河风卷着泥沙吹进来，润叶下意识拢了拢红围巾，眼角瞥见河西岸那座九级古塔，在日头下竖着灰黑色的影子——那是唐朝传下来的老物件，老师曾说过，这塔站在这儿几百年了，看着黄原河涨了又落，城换了模样。
车过新桥，拐进东关，路面从平整石子路变成了坑洼的土路。路边多是些低矮的土坯房和杂乱的小作坊，墙上还残留着几年前刷写的大幅标语，字迹已经斑驳。
路边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货郎摇着拨浪鼓，扛着锄头的庄稼汉蹲在墙根抽烟，还有穿蓝布工装的工人匆匆走过。几个妇女围着一个卖陕北剪纸的小摊，手里捏着红纸片，嘴里讨价还价，嗓门亮得能盖过车声。
润叶知道，这老桥附近向来是这样，劳动力找活干、乡亲们换点零碎东西，都往这儿凑，热热闹闹的，满是烟火气。
公交车慢慢挪过老桥，这桥窄得很，只能单向走车，对面来的驴车得靠边让道。桥栏杆是木头的，被磨得发亮，有些地方还缺了块木头，露出里头的朽痕。
桥那头就是市中心，越往市中心走，人流越是密集，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交汇的地方，是黄原最繁华的地界。
沿街的商铺一间挨着一间，门脸大多是青砖砌的，挂着木牌子：“黄原国营百货商店”“陕北特产供销社”“工农兵理发店”。
门口的货架子上摆着搪瓷缸、粗布衣裳、腌菜坛子，售货员穿着蓝色罩衣，站在柜台后吆喝着。
润叶看见一个老汉背着半袋土豆，正跟供销社的售货员买盐，手里攥着几张毛票，数了又数。
润叶透过车窗，看着这热闹的景象。她注意到，在熙攘的人群中，靠近老桥方向的那头，自发聚集着不少扛着锄头、铁锹的农村劳力，或蹲或站，等着人来找活干，形成一个露天的零工市场。
汽车穿过市中心，车继续往南关开，繁华的景象逐渐被更为规整、安静的街区取，这里的房子明显更规整，也更高大些，多是机关单位的宿舍和办公用房。
行人的衣着和步伐也显得不同，少了些市井的匆忙，多了些体制内的从容。
又开了一段距离，远远就能看见南关区的行政机构，青砖瓦房，门口挂着红漆木牌，“黄原地区革命委员会”几个字格外醒目，门口有穿着旧军装的卫兵站岗。
旁边挨着的是地区人事局，牌子稍小些，再往南是文化局，门口贴着一张《黄原文艺》的征稿启事，墨迹还挺新。
润叶想起杜丽丽说，她对象武惠良就在隔壁的共青团黄原地委上班，有时候下班会来文化馆接她。
公交车在文化馆门口停下，润叶跳下车，脚下的土路踩得“噗噗”响。文化馆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看着有些年头了，墙皮掉了几块，露出里头的黄土。
门口的空地上，几个老人正围着一张石桌下棋，嘴里喊着“将军”，声音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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