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姐的业务（十六）
地下室比想象中还要潮湿。老太太的儿子领着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楼梯，推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时，一股霉味混着土腥气扑面而来。小辉下意识地捂住鼻子，王姐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三百一个月，押一付一。房东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嘴里叼着烟，说话时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水电另算。
王姐点点头，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六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房东接过钱，在阳光下抖了抖，确认不是假币后，随手把钥匙扔了过来：厕所公用，在走廊尽头。晚上十点后别用水，楼下会漏水。
房东走后，小辉站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地下室里，看着墙角的霉斑和天花板上的水渍，喉咙发紧。唯一的光源是一扇巴掌大的气窗，透进来的阳光被灰尘分割成细碎的光柱。地上扔着一张锈迹斑斑的铁架床，床垫上可疑的污渍已经发黑。
王姐却像没看见这些。她放下包袱，立刻开始打扫。从垃圾堆捡来的旧报纸铺在地上当垫层，捡来的塑料布钉在墙上挡潮气。她用抹布一遍遍擦拭那张铁床，直到锈迹淡得几乎看不见。
比旅社强。王姐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有张正经床。
小辉鼻子一酸，赶紧低头帮忙铺床。母亲的手上还带着昨天磨出的血泡，却依然利落地抖开被褥。那双手曾经在老家理发店里翻飞如蝶，如今粗糙得像砂纸，却依然灵活有力。
第二天凌晨四点，王姐就起来了。她轻手轻脚地点燃一根蜡烛（地下室没通电），就着微弱的烛光磨剪刀。小辉被声惊醒，看见母亲佝偻的背影被烛光投在墙上，巨大而沉默。
再睡会儿。王姐头也不回，早市还早。
小辉摇摇头爬起来，帮母亲收拾工具。昨天的八十七块钱，加上之前攒的，一共三百零六块五毛。王姐把整钱藏在地下室一块松动的地砖下面，只带着零钱出门。
清晨的早市比昨天更热闹。王姐的理发摊刚支起来，就有熟客上门——是昨天那个工装裤男人，今天还带了两个工友。
就这大姐！手艺好还便宜！男人拍着胸脯保证，比东门那家二十块的强多了！
王姐的剪刀又动了起来。今天她准备得更充分——从垃圾站捡了面破镜子挂在树枝上，又向隔壁摊主要了壶热水。剪刀在她手里翻飞，碎发簌簌落下，像一场黑色的小雪。小辉注意到，母亲剪发的速度比昨天更快，但质量丝毫不差。她的眼睛亮得吓人，嘴角紧绷，全神贯注的样子像是在进行一场神圣仪式。
中午收摊时，王姐的腰包鼓了不少——一百二十四块。她破天荒地买了三根油条，母子俩蹲在槐树下狼吞虎咽。油条很香，小辉吃得满嘴油光，抬头却看见母亲只吃了半根，剩下的悄悄包起来塞进兜里。
妈，你不饿吗？
王姐摇摇头，眼神飘向远处：留着晚上吃。
下午，王姐没回地下室。她带着小辉走街串巷，专挑那些建筑工地、劳务市场转悠。在这些地方，她不再挂理发五元的牌子，而是直接上前询问：大哥，要剃头不？三块钱，五分钟就好。
起初没人搭理她。直到一个满身水泥灰的年轻工人犹豫着坐下来。王姐的剪刀立刻舞动起来，快得几乎能看到残影。不到五分钟，一个利落的平头就完成了。年轻工人摸了摸头，满意地掏出五块钱：不用找了，大姐。
消息传得飞快。很快，工地上的工人们排起了队。王姐一站就是四个小时，连口水都没喝。剪刀在她手里越来越快，动作却始终精准。小辉在一旁收钱、扫地、递毛巾，两条腿站得发麻，却不敢喊累。他看见母亲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拿剪刀的手微微发抖，但眼神却越来越亮。
天黑前，他们又挣了九十八块。回地下室的路上，王姐的步子明显踉跄，却坚持要去垃圾站翻找。找个椅子......她喘着气说，客人坐着舒服，明天能多接几个。
他们在垃圾堆里找到一把缺了条腿的塑料椅。王姐如获至宝，用捡来的铁丝固定好断腿，又用旧衣服包住破损的椅面。回到地下室，她连脸都顾不上洗，就着蜡烛微弱的光继续磨剪刀，直到锋利得能吹毛断发。
第三天，王姐的扩展到了城中村的出租屋区。这里的租户多是些做小生意的、打零工的，舍不得去正经理发店。王姐挨家挨户敲门，提供上门服务。五块钱一位，如果一家有三个人剪，就收十二块。
有个租户家的老太太瘫痪在床，头发已经打结。王姐不仅细心剪短，还用热毛巾帮她擦洗。老太太的女儿硬塞给她二十块钱，王姐却只收了十块：说好五块就五块，洗头不算钱。
那天晚上数钱时，小辉发现母亲的手抖得厉害，连硬币都拿不稳。地下室闷热潮湿，王姐的额头上却冒出冷汗，脸色白得像纸。小辉慌了神，要去找医生，却被母亲一把拉住。
没事。王姐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就是累着了。
她挣扎着坐起来，在烛光下继续数钱。三天，五百三十六块五毛。照这个速度，一个月能挣......王姐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计算着。突然，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鲜血溅在皱巴巴的钞票上。
小辉吓得魂飞魄散，王姐却只是随手擦掉血迹，继续数钱：不碍事......老毛病了。
第四天，王姐发起了高烧。小辉摸着她滚烫的额头，哭着求她休息一天。王姐却摇摇头，吞了两片从垃圾箱捡来的过期退烧药，又出门了。
那天的早市上，王姐剪发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剪刀在她手里变得沉重，每剪几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顾客们开始抱怨，有人甚至要求退钱。小辉急得团团转，却帮不上忙。
中午，王姐终于撑不住了。她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槐树下。小辉哭喊着扑上去，周围的摊主们七手八脚帮忙，有人掐人中，有人递热水。王姐很快醒过来，第一句话却是：剪刀......别弄丢了......
众人劝她去医院，王姐只是摇头。最后，是卖针线的老太太端来一碗热姜汤，逼着她喝下去。
傻妹子！老太太抹着眼泪，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
王姐虚弱地笑了笑，没说话。休息了半小时，她又拿起了剪刀。下午的顾客少了很多，但她依然坚持到天黑，又挣了六十二块钱。
回到地下室，王姐连数钱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装钱的塑料袋塞给小辉，自己瘫在床上，像一具被抽干力气的躯壳。小辉一边哭一边数钱，眼泪滴在钞票上，晕开了上面的血迹。
妈......小辉哽咽着，我们慢点还......小陈姐不会催的......
王姐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她艰难地抬起手，摸了摸儿子的头：不是钱的事......
她没说完，但小辉突然懂了。这不是单纯的还债，这是母亲在夺回某种被生活剥夺的东西——尊严、手艺、作为人的价值。剪刀在她手里不只是谋生工具，更是对抗命运的武器。
第五天清晨，王姐的高烧退了。她起得比往常更早，磨剪刀的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小辉睁开眼，看见母亲站在气窗投下的微光里，剪刀在她手中泛着冷冽的光。
今天......王姐的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去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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