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春秋
粉笔灰在晨光中缓缓沉降，李砚民踮起脚，把“永”字的最后一捺写得格外绵长。教室后排忽然传来骚动，他转身时，十几个小脑袋正齐刷刷望向窗外。
徐正为站在梧桐树下，藏蓝中山装熨得笔挺。这是1979年秋分清晨，公社干部第一次出现在村小教室外。
“砚民同志，支部需要你。”徐正为开门见山，两人站在斑驳的围墙旁，墙内是琅琅书声，墙外是刚分产到户的稻田。
李砚民攥着满是粉笔灰的袖口：“这些孩子刚学会解二元一次方程......”
“所以让你当大队支书。”徐正为掏出一纸红头文件，“村小还归你管，教师转正的事，也归你办。”
这个“也”字像枚楔子，钉进李砚民往后十八年的人生。
一
交接发生在霜降那天。老支书把蒙着红布的大队公章递来时，李砚民正批改到五年级的数学作业。最后一题是计算粮仓容积，他在草稿纸上画完立体图，才在移交清单上按下指印。
徐正为特意从公社调来吉普车，后座堆着《农村工作手册》《土壤改良纲要》。临上车前，李砚民突然跑回教室，把半盒粉笔塞进挎包。
“李支书！”会计小赵在村部门口迎他，目光却瞟向墙角。那里堆着待发的化肥，几个生产队长蹲在门槛上抽烟，等着新支书解决冬小麦的灌溉纠纷。
第一夜，他在煤油灯下同时摊开三份材料：五年级作文《我的理想》、公社下达的征粮任务表、民办教师转正初审名单。红蓝铅笔在纸页间游走，批改作业的叮咛声与算盘珠的噼啪声此起彼伏。
妻子送宵时时，看见他正把转正申请表按姓氏笔画排列，像过去整理学生学籍卡那样认真。
二
转正指标在1983年春天终于落地。公社礼堂里，徐正为把盖着钢印的名单拍在他肩上：“砚民，你们村小六名教师全过了。”
欢呼声在会计室回荡时，李砚民正在核算第七生产队的工分账。他隔着玻璃窗望出去，曾经代课的王老师抱着档案袋又哭又笑——从今往后，他的工资将由财政直接发放，再不用从大队提留款里支取。
“支书，您的表......”文书小声提醒。桌上躺着李砚民自己的转正申请表，填于1978年冬，家长意见栏里写着“愿终身从教”。
他把它塞进档案袋最深处，袋口绳绕了三圈。当天下午，他带着这个档案袋去县里参加“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会议”，而村小的教师们集体去了照相馆，准备贴在转正证书上的二寸照片。
三
时间像用旧的算盘珠，在指尖噼啪作响中滚到1995年。村小扩建竣工典礼上，退休返聘的王老师攥着保温杯感慨：“当年转正的十八个人，现在每月领三千多退休金呐！”
李砚民正在调试新添置的投影仪，银幕上晃动着“百年树人”的标语。他鬓角已星白，却始终没学会用私人账本丈量人生——即便在女儿学费最吃紧的岁月，他也只是深夜在院子里多抽两袋烟。
转折发生在1997年镇中心小学合并前夕。人事干事抱来泛黄的档案：“李校长，您教龄怎么少了十一年？”
所有材料都停在1979年。转正名册、工资套改表、教师职称评定记录......他的人生被整齐切分成两段：前段是拿着工资的民办教师，后段是记着工分的村干部。
四
2016年重阳节，县教体局接待室里，年轻办事员敲着键盘：“老同志，系统里查不到您转正记录。”
窗外正在举行“从教三十年”表彰大会，红毯上站着当年他亲手办理转正的教师。七十三岁的李砚民捏着牛皮纸袋，里面装着1978年的转正申请表，纸张脆得像落叶。
“工资和工分的区别......”他喃喃自语。这不是数字的差异，是两种人生轨道的分野——一边是财政兜底的稳定晚年，一边是随风而逝的工分记录。
回家时经过早已荒废的村小，他推开锈蚀的铁门。黑板上还留着当年没擦完的板书，粉笔灰在夕照中浮沉。突然想起徐正为去世前的忏悔：“砚民，我耽误了你......”
他没有回答，只把兜里那截珍藏多年的粉笔，轻轻放回讲台。
月光漫进空荡的教室时，这个教出无数大学生的老教师，终于对着斑驳的黑板笑了。墙上课程表的夹缝里，藏着某个孩子用铅笔写的小诗：“蒲公英飞过围墙，不知道要去何方，但它相信风的方向。”
就像他始终相信，当年选择留在孩子们身边，本就是最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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