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标、毕自严等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许多过去难以推动的事情，现在因为厂卫在暗处的威慑，阻力小了很多。
他们心情复杂，既欣慰于政令得以施行，又对依赖厂卫感到一丝不安和屈辱。
他们更加努力地完善细则，希望尽快做出成效，证明文官系统自身的能力，从而减少对厂卫的依赖。
大明帝国，就在这种奇特的“文官主政、厂卫护航”的模式下，开始了一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自我革新。
一缕微弱的“中兴”之光，似乎真的在黑暗中闪烁起来，但它能持续多久，能否照亮更远的前路，依然取决于辽东的巨兽、内部的蛀虫、以及那位深居宫中的皇帝，能否将这危险的平衡维持下去。
……
《崇祯五年安民裕国疏》下的新政，在厂卫无声的护航下，于部分地区确实取得了可见的成效。
北方数省清出不少被隐匿的田亩，国库秋粮簿册上的数字有了切实的增长，虽然远未达到富足的程度，但缓解了燃眉之急。
漕粮折色试点减少了损耗，部分地区的百姓确实感到负担稍轻。裁驿节省的经费，也有少量被用于地方赈济和修缮水利，虽然杯水车薪，却也是难得的德政。
然而，反弹也随之而来。利益受损的地方豪强、卫所军官、以及被触动利益的胥吏阶层，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对抗朝廷法度，却转入了更隐蔽的抵抗。
清丈时故意指鹿为马，将良田报为瘠地，或将豪强之地划归贫户，制造矛盾。
漕折中在银钱成色、兑换比例上做文章，或巧立名目增加新的摊派。
暗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散布“清丈就是要加税”、“裁驿让信使无处吃饭”等谣言，将怨气引向朝廷新政。
地方官员之间、官员与豪强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利益同盟，共同敷衍、拖延新政，使得政令出了京城就大打折扣。
锦衣卫的“听风”虽然能发现部分问题，抓几个典型，但面对这种系统性的、软性的抵抗，其威慑效果开始下降。毕竟，锦衣卫不可能监视每一个胥吏，核查每一本账册。
……
朝堂上，短暂的“务实”共识开始破裂。
清流言官们抓住了地方上的一些问题（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是被夸大或扭曲的），再次发动猛烈攻势。
他们不再直接攻击新政本身，转而集中火力抨击其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并将此归咎于厂卫的“酷烈”和内阁的“失察”。
“陛下！清屯本为良法，然地方官为求政绩，苛责百姓，甚至逼死人命！此非厂卫催逼过甚之故耶？”
“漕折之策，本为便民，然胥吏借此上下其手，百姓实际所纳反增！厂卫暗探只知拿人，可能杜此积弊？”
他们的言论在士林和民间引起了不少共鸣，毕竟底层百姓感受到的往往是胥吏的盘剥和政策的变形，而非遥远的朝廷美意。
首辅李标陷入了两难境地。新政是他推动的，成效他需要维护，但出现的弊端他也无法否认。
李标既要反驳言官们的过分指责，又要承认问题，督促各部完善细则，加强监督——而这监督，似乎又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厂卫，陷入了循环。
户部尚书毕自严和兵部尚书王洽则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在推行新政时放缓了脚步，生怕引火烧身。改革的势头明显受阻。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再次陷入了焦虑和摇摆。他看到了一些成效，这让他欣慰；但他更听到了无数的抱怨和指责，这让他烦躁和多疑。
崇祯开始怀疑李标等人的能力，是否过于理想化？也开始担心厂卫是否真的如言官所说，在执行中扩大了打击面，激化了矛盾？
崇祯对陆铮的召见变得更加频繁，问题也更加细致苛刻，反复追问厂卫行动的细节，要求其“务必秉公，不得滥及无辜”。皇帝的态度变化，敏锐地被朝臣们捕捉到。
陆铮感受到了来自皇帝的压力和朝堂的敌意。他深知厂卫的局限性，它是一把快刀，可以砍断明显的障碍，却无法解决系统性的腐败和软性的抵抗，甚至因其存在而催生出更隐蔽的对抗方式。
……
《崇祯五年安民裕国疏》的新政，在经历了初期的震动后，遭遇了来自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和腐朽官僚系统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软硬兼施的抵抗。改革进入了举步维艰的深水区。
北方某府，知府大人亲自出面，召集境内士绅豪强“共商大计”。结果很快，一套应对方案出炉：各家主动“捐输”少量劣等田产充作“清丈成果”，同时联名上书，盛赞知府大人“仁德爱民”、“清丈得法”。
而对于真正被侵占的肥沃军屯、官田，则利用复杂的产权纠纷、陈年旧账、甚至伪造的地契房契，将其变成一团乱麻。
派来的户部官员面对这精心编织的“铁桶阵”，寸步难行，若强行推进，立刻便有无数的“苦主”涌到衙门前哭诉“官逼民反”，甚至暗中组织地痞流氓破坏清丈工具。
锦衣卫虽然能抓到一两个煽动者，却无法瓦解这整个利益共同体。最终，清丈报告上数字好看，实则国库所得寥寥。
南方试行漕折的某县，县令与本地粮绅、漕帮头目、乃至户部仓场派来的小吏早已结成牢固同盟。
朝廷规定的折银比例看似公道，但他们通过操纵市面银钱比价、收取“火耗”、“解费”等陋规，轻而易举地将负担转嫁到纳粮户身上，甚至变本加厉。
百姓实际缴纳的银两，反而超过了实物税的价值。若有御史或厂卫查问，他们便拿出早已做平的账册，一切“合法合规”。
偶尔有一两个胥吏被推出来当替罪羊，丝毫动摇不了整个体系。
被裁撤的驿站，其节省的经费往往并未如数上缴或用于地方公益，而是被各级衙门层层截留，以“办公经费”、“人情往来”等名目瓜分殆尽。
而被裁撤的驿卒，虽有部分得到安置，但更多人流离失所，其中不乏精壮之士，或沦为土匪，或加入了流寇队伍，反而加剧了地方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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