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八旗主力，绕过袁崇焕坚守的关宁锦防线，从蒙古绕道，大明主动让开古北口，并造成口袋阵，在密云城下陷入明军包围。
然而，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发生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意外：后金大汗皇太极被明军发射的燧发枪击中，伤势严重。
后金军在损失4万人后，仓惶越过燕山山脉撤退。
皇太极在回师沈阳途中，因伤势过重，加之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引发感染，于崇祯二年末或三年初，在盛京（沈阳）驾崩。
这位后金政权承前启后的关键雄主，其宏图大业刚刚展开便戛然而止。
权力真空：缺乏明确的继承人制度
皇太极的突然去世，给后金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此时的后金，其政治体制仍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汗位继承并非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遵循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旧制，由诸贝勒推举有德者居之。
皇太极本人在位时，一直在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其他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权力，但这一过程远未完成。
皇太极死时，并未像中原王朝那样明确指定继承人。
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
豪格：皇太极长子，时年三十余岁，正蓝旗旗主，战功卓着，是两黄旗（皇太极亲领）部分势力支持的对象。
代善：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正红旗、镶红旗旗主，资历最老，势力庞大，但年纪较长，且皇太极生前对其多有压制。
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镶白旗旗主，时年二十岁左右，才华出众，与其同母弟多铎（镶白旗）、阿济格（正白旗）兄弟三人掌控两白旗，实力强劲。
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郑亲王，镶蓝旗旗主，为人相对稳重，是皇太极信赖的宗室重臣。
崇祯三年：表面的推举与暗流的涌动
皇太极死后，按照旧制，诸王贝勒召开会议推举新汗。
初期僵局： 豪格有长子身份和部分两黄旗支持，但两黄旗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代善资历老，但缺乏锐气，且其子岳托等势力与皇太极一系有隙。多尔衮兄弟年轻势大，但资历尚浅，且其生母阿巴亥被逼殉葬的旧怨使得他们与代善等大贝勒关系微妙。济尔哈朗则更多是协调角色。
暂时的妥协： 为避免内部分裂，在代善、济尔哈朗等重量级人物的斡旋下，可能达成一个暂时的妥协方案：推举皇太极一个年幼的儿子（如时年五岁的福临）为名义上的大汗，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同为辅政王，共同执掌国政。代善作为宗室元老超然物外。这个方案暂时平衡了各方势力，但隐患极大。
然而，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汹涌：
豪格的不满： 作为长子且拥有实力，豪格对屈居幼弟和辅政王之下极度不满，正蓝旗与两白旗、两黄旗的矛盾开始激化。
多尔衮的野心： 成为辅政王后，多尔衮利用职权，不断安插亲信，试图掌控两黄旗，与豪格势力冲突不断。
各旗离心： 由于核心权威缺失，各旗旗主（诸王贝勒）更加注重维护本旗利益，皇太极生前努力的中央集权举措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对明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完全停止，转为守势。
崇祯四年：内斗白热化与局势的恶化
暂时的平衡极其脆弱，崇祯四年，内斗走向白热化。
政治清洗与军事摩擦： 多尔衮与豪格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图谋不轨。在沈阳的朝堂上，支持豪格和支持多尔衮的官员互相攻讦，甚至可能发生小规模的械斗或暗杀。两派势力在边界驻防、资源分配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局势一触即发。
外部压力与内部叛乱：
明朝的压力： 明朝方面，崇祯皇帝利用这段时间，加速推进内部改革（漕运、币制、宗室），孙承宗、袁崇焕等则稳步修复关宁锦防线，甚至可能小规模出击，收复了部分皇太极入寇时放弃的据点。毛文龙的东江镇占领了金州、旅顺，并加强了对后金后方的骚扰。
蒙古的离心： 原本臣服于皇太极的漠南蒙古各部（如科尔沁部），见后金内乱，开始首鼠两端，与明朝的达成了战略联盟，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供兵力和物资。
朝鲜的动摇： 被迫臣服的朝鲜，也开始阳奉阴违，减少贡赋，甚至可能再次与明朝暗通款曲。
内部动荡： 被征服的辽东汉人，因后金内斗、统治力下降，反抗活动加剧。加上权力斗争可能引发的局部军事冲突，导致后金控制区经济凋敝，粮食短缺，社会动荡不安。
到崇祯四年底，后金政权已陷入严重的内耗之中。
虽然尚未爆发全面内战，但已是剑拔弩张，政令不出沈阳，国力军力大幅衰退。
以多尔衮和豪格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格局形成，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寻找彻底消灭对方的时机。
后金从一个咄咄逼人的上升期政权，迅速蜕变成一个内忧外患、停滞不前、甚至可能走向分裂的割据势力。
这为期两年的后金内乱，为崇祯皇帝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窗口期。
明朝得以在没有重大外患的情况下，成功推行了龙元改革、漕运改革，初步整顿了宗室和财政，京营和新军的编练也得以顺利推进。
崇祯四年冬，当明朝的蒸汽机原型在西苑轰鸣，水泥路贯通辽西时；后金，却还在权力斗争的泥潭中挣扎。
此消彼长之下，明金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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