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首辅刘健手持一份刚由通政司送来的《京报》清样，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清样的头版，赫然刊载着杨廷和昨日与他商议过的，关于漕运“考成法”成效的简报。数据清晰，对比鲜明，白纸黑字地证明着新政在清理积弊、提升效率方面的优势。
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紧接在简报之后的，却是一篇署名“观风使者”的评论文章。
文章并未直接抨击任何人，而是纵横古今，论述“变与不变”之理，强调“法因时移，制随世改”，核心观点便是：若旧制已显颓势，抱残守缺非为忠君爱国，实乃误国殃民。
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引经据典，但字里行间那股指向保守势力的锋芒，却锐利得刺眼。
刘健的目光死死盯在“误国殃民”四个字上，胸口一阵巨痛。他岂能不知，这“观风使者”即便不是奉旨作文，也定然揣摩透了陛下的心意。
这《京报》一出，天下士林会如何看待他这位对新政始终持保留态度的首辅？那些原本就支持改革的年轻官员，又会如何议论？
“唉……”一声长叹终究没能忍住，在寂静的值房内显得格外清晰。
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正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这压力并非来自某个人，某道旨意，而是来自一种弥漫在朝堂上下的、越来越清晰的“势”。
皇帝要革新，杨廷和等少壮派积极响应，甚至连这新出现的《京报》，也成了营造舆论、引导风向的利器。
他这位首辅，似乎正被一点点地推向舞台的边缘，或者说，被推向了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乾清宫西暖阁内，朱厚照正在听取杨廷和关于几项具体政务的汇报。内容涉及工部器械营造的标准化、以及如何将漕运“考成”的经验，有限度地向刑部审案效率评估延伸。
杨廷和条理清晰，显然做足了功课，不仅分析了利弊，还提出了初步的推行步骤和可能遇到的阻力及应对建议。
朱厚照听完，微微颔首，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先生，思虑周详，所虑甚当。此事，便依你之见，先拟个条陈上来，朕看过之后，可直接发往工部、刑部议行。”
他没有说“交由内阁票拟”，而是直接让杨廷和拟条陈，并指定下发部议，这几乎是将一部分本属于首辅的决策参与权和流程发起权，直接赋予了杨廷和。
杨廷和心中凛然，面上却依旧沉稳，躬身道：“臣遵旨。只是……此等事务，是否应先禀明元辅……”
“刘先生年高德劭，近来又颇感疲乏，些许琐务，就不必事事烦扰他了。”朱厚照语气平淡地打断，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实。
“朕观刘先生，近日奏对之时，精神似有不济。元辅为国操劳一生，朕心实有不忍。尔等日后处事，当更加勤勉，为刘先生分忧。”
这话语温和，充满体恤之情，但听在杨廷和耳中，却不啻惊雷。
皇帝这是在明确无误地释放信号：刘健的时代正在过去，他杨廷和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做好接替的准备。
“臣……谨记陛下教诲，定当竭尽全力，为陛下分忧，为元辅分担。”杨廷和深深一揖，后背已然渗出细密冷汗。
他知道，自己已被这位年轻的皇帝推到了风口浪尖，再无退路。
也就在同一天，几位平日里与刘健关系较为密切的科道言官，或是收到了都察院内部“关切”的提醒，或是家中子弟在铨选、升迁上遇到了些“意料之中”的小小挫折。
这些信号微弱而隐蔽，却精准地传递出一个信息：紧跟刘健，并非明智之举。
夜幕降临，刘健独自坐在书房里，连平日最喜翻阅的典籍也看不进去。太医下午刚来请过平安脉，言辞恳切地建议他“静养为宜，切勿过度劳神”。
皇帝通过司礼监赏赐的珍贵药材还摆在桌上，太医院院使亲自叮嘱用药方法的关怀言犹在耳。
一切都显得那么仁至义尽，那么体恤老臣。
可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体恤”，让他感到一种深刻的寒意。
他回想起白日里与一位门生旧吏的私下交谈，对方隐晦地提及，如今朝中风向已变，陛下锐意进取，若一味固守，恐于己身清誉乃至家族前程有碍……
刘健不是恋栈权位之人，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操守。
他坚持认为，骤变的风险远大于收益。然而，现实是，他坚持的“稳定”，正被皇帝和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阻挠”。
他就像一艘试图逆流而上的旧舟，不仅自身难以前行，还可能被汹涌的浪潮拍得粉碎。
‘陛下……这是要让老夫自己知难而退啊。’
他望着跳动的烛火，脸上露出一丝混合着无奈、不甘与了然的复杂笑容。
皇帝的推力，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让他避无可避。
他意识到，或许，是自己离开的时候了。
不仅是为了个人荣辱，也是为了……某种他依然坚持的体面，以及或许还能为这个操劳一辈子的国家，在最后，尽一份力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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