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命颁下的第一日，国史馆内，我独自一人校对着从稷下学宫带来的舆图草稿。
风从空旷的回廊穿过，带着新漆和木料的清冷气息，除此之外，再无声息。
第二日，依旧。
第三日，当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朱漆大门，指尖触到门环上凝结的微凉露水时，看到的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庭院和廊庑。
晨光斜照，青砖缝隙间泛着湿漉漉的寒气，檐角铁马未悬，连一声轻响也吝于赐予。
整座官署静得如同坟茔，唯有那块新悬的“国史馆”匾额在薄雾中反着幽冷的青光。
一日无人，或是病故；两日不到，或有私事；可三日皆空……这不是巧合，而是默契。
他们不用言语反对，只用缺席宣告主权——这国史馆，不欢迎你。
那匾额在晨光下熠熠生辉，却像一座孤岛的墓碑，冰冷地宣示着我的孤立。
我终于明白，我低估了他们。
这些盘踞在帝国肌体深处的世家大儒，他们不屑于在朝堂上与我这个“妇人”争辩，更不会愚蠢到公然抗旨。
他们选择了最古老、也最致命的武器——沉默与无视。
他们要用一座空荡荡的官署，来向全天下宣告我的失败。
傍晚时分，墨鸢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如同一道融入暮色的影子。
她没有多余的言语，只递上一卷帛书。
“这是太史令辖下所有官吏的名录。”她声音很低，却字字如冰，“七十二人，记事官、典籍官、校雠吏……无一人前来报到交接。”
我的指尖划过那些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掌握着帝国记忆碎片的家族。
墨迹未干，纸面微涩，仿佛还沾着他们书房里的松烟香，那是一种顽固而陈腐的气味。
“还有，”墨鸢顿了顿，声音更沉，“宫中秘档库，今日起闭门整修。李斯丞相持印信前往，也被挡了回来。”
我缓缓合上帛书，胸中那股因胜利而升腾的火焰，被这盆无声的冷水彻底浇灭。
指尖残留的帛书纹理渐渐冰冷，像是握住了死者的遗书。
我走到存放档案的书阁，推开门，一排排崭新的书架空空如也，像一具具被剔去血肉的骨架，在昏暗中无声地嘲笑着我。
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夕照里浮游，如同无数细小的幽灵。触鼻是干朽木与空腔共鸣的气息，带着绝望的干涸。
手指抚过空格，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像一道新鲜的伤疤。
难道就此罢手？
不。
我忽然想起沙盘上那些由学生亲手标注的商路与关隘。
我们曾走遍山野，丈量土地，我们的知识不在深宫，而在路上，在风中，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脚下和记忆里。
我没有立刻去向嬴政哭诉，那只会显得我无能。
我也没去质问那帮老臣，那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扯皮。
我回到灯火通明的书房，在那张巨大的沙盘前静立了整整一夜。
指尖拂过河西的戈壁、岭南的密林，耳畔仿佛又响起学生们跋涉时踩碎枯枝的脆响，还有夜宿驿站时炭火噼啪的余音，那温暖而真实的声音，与此刻官署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亮时，我召轲生与墨鸢入内，口述启文草稿，加盖双印。
我以国史馆监修与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双重名义，联合十三学舍，向整个大秦发布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求遗文启》：
“凡我大秦子民，家中若藏有旧秦简牍、戍卒日录、商路契券、工事图样，乃至私家谱牒中片言只语涉及西境风物、海外见闻、地方异事者，无论残篇断简，皆可送至国史馆。一经录用，每卷赐粟五斗，细麻一匹。若有奇珍，另有重赏！”
这道政令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惊涛骇浪。
三日后，国史馆门外终于出现了第一个访客。
那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驿卒，衣衫浆洗得发白，背脊却挺得笔直。
他脚步踏在石阶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旧皮靴与岁月摩擦的低吟。
他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羊皮图，上面用粗陋的线条画着一条蜿蜒小道，标注着水源和避风的山坳。
“这是俺爹当年在陇西当亭长时手绘的‘羌道夜行图’，”老人的声音沙哑而自豪，带着浓重的乡音，“他说，官府的地图只画大路，可牧民和商队走的都是这些救命的小路。图背面，他还记了一句……”
我亲手接过，小心翼翼地展开，一股陈旧的羊皮与墨尘气息扑面而来，指尖触到的是皮革皲裂的粗粝感，仿佛触摸到了那段被风沙磨砺的岁月。
翻到背面，一行歪歪扭扭的秦隶小字赫然在目：“月黑，遇胡商三人，言条支有金麦。”
金麦！
我的心跳猛地一滞，耳膜嗡鸣，仿佛听见了远疆沃土上麦穗翻滚的簌簌声，那声音如此真切，充满了生命的希望。
“来人！”我高声道，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激动，“为老丈看座，奉茶！将此图……录入《寰宇实录·交通志》首页，标注‘始皇三十八年，陇西亭卒之子献，据民献，验属实’！”
我当着所有闻讯而来的学宫学子的面，亲自将五斗饱满的粟米和一匹光滑的细麻交到老人手中。
老人捧着粮食，浑浊的老泪潸然而下，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他喃喃道：“俺爹说，这玩意儿就是些废纸，没想到……没想到真能被朝廷看上眼，还能换粮食……”
消息如风一般传遍了咸阳的每一个角落。
那些被士大夫们斥为“村野闲谈”、“俚语鄙闻”的记忆，一夜之间，竟成了能换来粮食和布匹的“正经史料”。
第五日，国史馆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我们收到了整整一百三十七件五花八门的民间文书：有楚地老巫祝偷偷抄录的星象异闻，详细记录了某次彗星划过天际时百越沿海的异常潮汐，纸页边缘还残留着焚香的焦痕，散发出神秘的香气；有南郡船夫用贝壳和绳结记录的航海日志，标记出了几处从未见于官方海图的避风港，指尖摩挲间能感受到绳结的硬棱与贝片的微凉，仿佛能触摸到海风的咸湿；甚至还有一名当年随徐福出海的方士后人，保留下的一份残缺的航海备物清单，其中赫然列着“海东岛图”和“耐潮湿谷种”的字样！那泛黄的纸页承载着一段被刻意遗忘的航程。
我抽出那份来自琅琊的残卷，指尖抚过“海东岛图”四字，那墨迹仿佛带着海水的涩意，我轻轻圈出，放入明日呈奏的密匣之中。
我命轲生带领巡行院的学生，将所有史料按“人名、时间、地点、可验事项”四栏分门别类，建立索引。
更在国史馆外的南墙上，设立了一面巨大的“史料公示栏”，每日用大字张贴新收录内容的摘要。
墨迹未干时，空气中浮动着浓烈的松烟味，与围观百姓的呼吸、议论声交织成一片温热的潮音，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咸阳的百姓，从贩夫走卒到休沐的官吏，都争相围观。
一个识字的小童指着墙上的一条笔记，大声念给周围的人听：“姑苏张氏记，三十年前见秦使携铜车入山，测绘地形，后无踪……”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那正是我们档案中一支失踪的测绘队！
而今，一个普通百姓的记忆，第一次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而不是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永远消失在一句轻飘飘的‘殉于王事’里。那孩童清亮的声音，像一道光，刺破了历史的迷雾。
第七日，朝会。
李斯手持一份密报出列，神色古怪地奏道：“陛下，据少府密探回报，昨夜有人潜入太史令府邸，于废弃竹篓中翻捡，似在寻找已被当作薪柴处置的旧档残片。”
嬴政正襟危坐，面无表情。
他目光扫过李斯，嘴角竟浮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带着洞悉一切的嘲讽。
然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眸扫过阶下噤若寒蝉的儒臣，声音不大，却如惊雷般在每个人耳边炸响：
“朕听说，我的史官，现在是在捡垃圾吗？”
满殿死寂，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那些往日里口若悬河的博士、大夫，此刻个个面如死灰，头几乎埋进了朝服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当夜，嬴政的车驾悄然停在了国史馆外。
他没有进门，只是负手立在那面人头攒动的公示栏前，久久不语。
月光将墙上的墨字照得清晰无比，也把他伟岸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青石板上。
“月见，”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探究，一丝困惑，“这些百姓写的碎纸片，街头巷尾的闲谈，真能算史？”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轲生刚刚整理好的一摞新收文书中，取来一份递上。
那是一本用麻线穿订的粗糙本子，纸页泛黄，字迹歪斜，触手粗糙，边缘还沾着灶灰，带着人间烟火的气息。
“陛下请看，此人乃咸阳东郊一农夫，他记：‘始皇廿八年春，咸阳雨少，麦只收三成，苦不堪言。’而宫中存档的《农政录》同年所载，却是‘风调雨顺，天下丰年’。”
我顿了顿，迎上他探究的目光，声音清晰而坚定：“若只有他一人如此说，或是刁民诽谤。可若臣今日收到十份、一百份来自关中各地的农夫手记，皆言大旱，陛下……还信谁？”
嬴政的目光死死钉在那几行歪斜的字迹上，他那只曾握过天下权柄、批阅过无数奏章的手，此刻竟有些微微颤抖。
良久，他缓缓点头，吐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从前修史，是挑几个人想让朕听的话来写。现在……是要听所有人说的话。”
散朝次日，我没有急于开启《天下纪程》的新卷。
反而命人将所有已收录的民间史料，全部拓印百份，以八百里加急分送各郡县学宫，并附上我的一道手令：“凡为国史馆献纳史料者，无论贵贱，其名、其事，皆将载入《天下纪程·民识列传》，流芳百世！”
当夜，烛火摇曳。
我翻开第一册汇编成册的民间史料，指尖停在了一页稚嫩的笔迹上——是个十岁的童子，替他不识字的母亲所书：“阿爷从西边当兵回来，说路上的石头很奇怪，刻着两种字。一种像刀子砍的，另一种像虫子爬的。”
纸页微温，烛光映着墨痕，仿佛能听见孩子伏案书写时的喘息，能感受到那笨拙笔划里蕴含的真挚。
我心中一暖，仿佛有涓涓细流从心头淌过。我轻轻吹熄了跳动的灯芯，在满室黑暗中低语，声音轻却坚定，如同誓言：
“你们，不用再怕被遗忘了。这一笔，我替你们写进千年，刻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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