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十七分，送奶车在化工研究院后门的岔路口停下。林蔚然推开车门时，司机没回头，只低声说了句：“别走正门。”她没应声，贴着围墙边的灌木走了五十米，绕到后巷的消防通道。风里带着昨夜雨水的湿气，她右手始终插在夹层里，指尖压着那张内存卡的边缘。
公安局的侧门有执勤登记。她低头刷卡，保安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签了名字。走廊灯光惨白，脚步声在瓷砖上回荡。她穿过刑侦大队的办公区，推开顾明远办公室的门。
屋里没人。窗帘半拉，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张盖着红章。她站在门口，把内存卡从夹层抽出，放在办公桌中央。三秒后，门从外面推开。
顾明远走进来，肩上的警服肩章擦过门框。他看见桌上的卡，脚步没停，径直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纸面印着“案件接管通知书”，落款单位是市局专案组，日期是昨天下午。
“从今天起，这案子归我管。”他说，“所有外部调查行为，一律禁止。”
林蔚然盯着那张纸，声音很平：“我刚从南樟县回来。那四个铁桶倒下去的时候，地面冒泡，空气里有甜味。摄像机录了十七分钟，GpS轨迹完整，时间戳精确到秒。你只要看一眼——”
“我不需要看。”他打断她，“证据必须由法定程序提取。你现在交的，属于非法获取的视听资料，不具备司法效力。”
她抬眼看他：“那你成立专案组，是为查案，还是为封口？”
顾明远没回答。他转身去挂警帽，动作很慢，像是在等什么。她注意到他腰间的枪套没扣严，里面露出一角照片。她往前半步，看清了——是父亲站在报社门口的背影，穿着那件旧风衣，手里拎着公文包。照片边缘泛黄，右下角有道折痕，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合上。
“这张照片，你怎么会有？”她问。
他手顿了一下，没回头：“不该问的别问。”
“你昨天还让我相信你。”她声音低下去，“现在却让我停手？”
“我不是让你停，是让你退。”他终于转过身，“上面有人盯着你。他们知道你父亲的事，比我们清楚得多。”
“我们？”她盯着他，“你说的‘我们’，是指你和我？还是你和他们？”
顾明远沉默。他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瑞恩生物”四个字上画了个圈，又用力划掉。笔尖在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他放下笔，整理了下领带，像是要出门。
“你现在最安全的方式，”他说，“是消失。”
林蔚然没动。她盯着那张照片，又看向桌上的内存卡。几秒后，她突然伸手抓起卡，转身走向门口。手碰到门把时，她停下。
“你说要活着揭开真相。”她背对着他，声音冷得像铁，“可如果真相永远不见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门被她猛地拉开，又重重摔上。走廊的灯闪了一下。
她快步穿过办公区，没人拦她。下楼梯时，右手一直攥着内存卡，指节发白。二楼拐角，一个穿制服的警员抱着文件迎面走来，看了她一眼，低头避开视线。她认得那张脸，是顾明远的搭档，上周还在排污管现场拍过她的肩。
走出公安局大门，阳光刺得她眯起眼。台阶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窗贴膜，看不清里面。她绕到另一侧，沿着人行道往东走。手机在包里震动了一下，她没拿出来。走了两百米，她拐进一条窄巷，靠墙站住，终于把卡从指缝里抽出。
卡面有细微划痕，是昨晚在夹层里蹭的。她用指甲刮了刮，确认没裂。然后她把卡塞进内衣夹层，紧贴胸口。那里还有一张纸片，是父亲旧案卷里的一页，她一直带着。
她抬头看了眼路牌，右转走上主街。公交车站有电子屏，滚动播放本地新闻。画面切到一条快讯：“市卫健委通报，瑞恩生物实验室经多次检测，未发现违规排放。”她盯着那行字，站了五秒，转身走向公交站台。
车来了，她上车刷卡。司机扫了她一眼，没说话。她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手一直压在包上。车子经过电视台大门口时，她起身下车。
院子里有施工队在拆旧棚。她绕过建材堆，走进主楼。电梯正在检修，她走楼梯上四楼。走廊尽头是新闻部办公室，门开着。她看见台长背对门口，在翻一份文件。
她站在门口，没敲门。
台长听见动静，回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翻。“你回来了。”他说，“顾警官刚来过电话，说你手里有不该有的东西。”
林蔚然没答。她站在原地，看着台长把文件合上，推到一边。
“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台长说，“非要把一篇稿子发出去，结果人没了二十年，名字还在内部黑名单上。”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你的记者证，先交上来吧。”
她没动。
台长把纸袋推到桌边：“等风头过去，再还你。”
林蔚然盯着那个纸袋。三秒后，她抬起手，解下胸前的证件，放在纸袋上。金属夹子碰在桌角，发出一声轻响。
台长点点头，把证件收进抽屉，锁上。他站起身，绕过桌子往外走，经过她身边时顿了顿。“别逼我做更难的事。”他说。
门关上后，办公室只剩她一人。她站在原地，手指慢慢收拢，指甲再次掐进掌心。窗外传来施工的敲打声，一下一下，像在凿墙。
她转身走向资料室。门没锁，她推开门，打开灯。靠墙的柜子里堆着旧磁带和硬盘，她蹲下身，拉开最下层的抽屉。里面有个空盒，标签写着“2003年环保专题”。她把盒盖掀开，把内存卡放进去，推回深处。
站起身时，她的目光扫过对面墙上的日历。今天是五月十八日，数字被红笔圈了出来。她记得这个日期——二十年前，父亲最后一次提交举报材料，就是这一天。
她走出资料室，顺手关灯。走廊灯光昏黄，尽头的窗户透进一片灰白的天光。她走到楼梯口，停下，从包里摸出一支口红。蹲在墙角，她用口红在水泥地上画了一个向下的三角，底边压着一道旧划痕。画完，她站起身，用鞋尖蹭了蹭边缘，确保痕迹不显眼。
这是她和父亲之间的暗记，三年前在陈建国血书里发现的。只有他们知道，三角朝下，意思是“此处藏物”。
她拍了拍手，走向出口。经过前台时，保安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报。她走出电视台大楼，阳光照在脸上，但她没抬头。右手插进包里，指尖再次触到那张纸片的边缘。
她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步伐稳定。街对面有辆银色轿车缓缓启动，车头调转方向，跟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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