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0日，上午10点，院门外响起清脆的自行车铃声，紧接着是邮递员熟悉的吆喝：“许愿同志！电报！” 这声音打破了书房的宁静。
许愿放下笔，起身开门。接过那封薄薄的电报，落款是熟悉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展开，内容简洁有力：
许愿同志：《牧马人》反响热烈，领导意欲再续前缘。盼速携新作《许三观卖血记》洽谈版权事宜。谢晋导演再执导筒。盼复。上影厂 文学部。
电报纸带着长途跋涉的微凉。许愿捏着它，嘴角微微上扬。《牧马人》改编的成功，谢晋导演镜头下那片苍茫草原与坚韧人性引发的巨大共鸣，仿佛还在昨日。如今这封电报，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再次激起了涟漪。
他回到书案前，最终落在那本静静躺在书架显眼位置的《许三观卖血记》单行本上。深蓝色的封面，朴素得有些沉重。这部描写底层小人物在荒诞年代里，靠一次次卖血维系家庭、对抗命运的作品，其内核的悲怆与温情，比《牧马人》更甚。由谢晋来拍？他几乎能想象出那画面——必然是浸透了时代苦难，却又闪烁着不灭人性微光的杰作。
没有犹豫。许愿提笔，在电报背面空白处，用他那手干净利落的行楷写下回复：
上影厂文学部：同意授权《许三观卖血记》。版权费标准参照《牧马人》。愿与谢晋导演再度携手。许愿。9月20日。
回复电报发出三天后，上影厂的代表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这次来的规格更高，除了上次那位干练的文学部副主任老李，同行的还有一位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上影厂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姓孙。
会谈地点选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间略显严肃的小会议室。叶冰如作为责编和见证人也在场。气氛比上次轻松许多，毕竟有了《牧马人》珠玉在前，彼此都带着信任和期待。
“许愿同志，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孙副厂长笑容可掬，开门见山，“《牧马人》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合作模式的可行，也证明了谢晋导演驾驭这类深刻现实题材的能力。厂里对《许三观卖血记》非常重视，认为它是一部具有震撼心灵力量的杰作，改编潜力巨大。”
老李接着补充，语气带着艺术工作者的兴奋：“谢导收到消息非常高兴！他反复研读了原着，说许三观这个人物，让他想起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人和事。他已经在构思一些镜头语言了，希望能把那种在苦难中咬牙坚持、在卑微中迸发光辉的感觉拍出来。”
许愿安静地听着，心中了然。谢晋导演自身的经历，使他对于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沉浮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刻的悲悯。由他来拍《许三观卖血记》，是这部作品最大的幸运。
“版权费方面，”孙副厂长推了推眼镜，语气郑重，“厂里研究决定，完全参照《牧马人》的标准执行。一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电影改编权。这是厂里目前能拿出的最高诚意。” 他看向许愿，“许愿同志，你看如何？”
一万元。这个数字在1980年秋，依然是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但在《牧马人》热映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响和票房收益映衬下，许愿深知，这数字背后，是体制内定价的局限，也是上影厂在当前环境下所能表达的最大尊重。
“我同意。”许愿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声音平静而坚定，“能和谢晋导演再次合作，是我的荣幸。我相信，他一定能赋予《许三观卖血记》应有的影像生命。” 他更看重的是谢晋导演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这远非金钱所能衡量。
孙副厂长和老李明显松了一口气，脸上笑容更盛。叶冰如在一旁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接下来的流程就顺理成章了。出版社的法律顾问被请来，厚厚的版权转让合同被摊开在会议桌上。条款与《牧马人》那份大同小异，核心依然是那“一万元一次性买断电影改编权”。许愿仔细阅读后，拿起出版社准备好的钢笔，在乙方落款处，清晰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如同一个时代的注脚。
合同签署完毕，孙副厂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大信封，郑重地双手递给许愿：“许愿同志，这是版权费，请点收。”
信封沉甸甸的，触手微凉。里面是十捆崭新的“大团结”（十元人民币），每捆一百张，用银行的白色专用纸条紧紧扎好，散发着新钞特有的、略带刺激的油墨气味。一万元现金的重量和质感，在手中如此具体。
“谢谢。”许愿接过，没有当场清点。这种场合下的信任，也是一种默契。
老郑和张干事完成了任务，又说了些祝贺和期待新电影早日开机的话，便起身告辞。黑色上海牌轿车载着他们驶离了安静的南锣鼓巷。
送走客人，关上院门，喧嚣被隔绝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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