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清明时节，雨水并未如诗中那般带来哀思的洗礼，反而像是一种粘稠的腐蚀剂，慢慢消融着我所有的耐心与希望。重庆的天空低垂，铅灰色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作为参谋次长，我坐在那张磨得发亮的办公桌后，手里紧攥着一支红蓝铅笔，笔尖在地图上颤抖。我的目光在中原腹地与缅甸丛林之间来回游移，像是一个即将输光筹码的赌徒，在两张致命的赌桌间绝望地寻找翻盘的机会。
四月的第一周，噩耗如同瘟疫般蔓延。
在中原，日军第十二军的攻势并未像某些乐观的参谋预测那样是浅尝辄止的骚扰。四月三日，日军主力越过泛滥区，开始向郑州外围实施向心突击。我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汤恩伯的第一战区部队，这支庞大却虚弱的恐龙，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切割下，正在迅速丧失反应能力。
电话铃声在深夜炸响，那是刘斐从洛阳发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极度疲惫，甚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恐。他告诉我，在前线视察时，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整编团在没有遭遇日军主力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听到了坦克的轰鸣声就发生了溃散。更可怕的是，当溃兵经过村庄时，被愤怒的河南百姓缴了械。那些百姓拿着锄头和红缨枪，眼中燃烧着比对日本人更深的仇恨，他们喊着谁给饭吃就听谁的。
我握着话筒，感觉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这就是民心。当我们失去了人民，我们甚至连站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资格都在丧失。我命令刘斐，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第十三军的主力带出来，那是汤恩伯手里最后一点能打仗的家底，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散在豫东的旷野上。
与此同时，在数千公里外的缅甸，四月五日，英帕尔战役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完全切断了科希马通往英帕尔的道路，将两千五百名英印军包围在科希马的一座山脊上。那个地方甚至只有两块网球场那么大，双方隔着网球场互相投掷手榴弹。
盟军联络官每天都在我的办公室里咆哮，挥舞着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发来的加急电报，指责我见死不救。他说如果我不立即让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整个印度都会沦陷。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心中只有冷漠。我告诉他，我的心在流血，但我不能把我的血一次流干。如果我现在把卫立煌的x部队或者宋希濂的Y部队不顾一切地填进去，那我也许能救下英国人，但我会丢掉整个中国。
四月的第二周，中原的战火烧红了半边天。
四月十日，日军完成了对郑州的合围。岗村宁次的战术非常清晰，他不急于攻城，而是先扫清外围，切断所有退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我们的防御体系。
我在参谋本部的作战室里，连续三天没有合眼。我试图调动第五战区的部队去侧击日军的后背，但李宗仁的部队行动迟缓，总是以补给不足为由推脱。我知道，这是军阀的通病，大家都想保存实力，都想看着别人的部队被消耗。在这场国家存亡的决战中，这种私心简直就是自杀。
四月十二日，我接通了汤恩伯的专线。这一次，我没有对他咆哮。我用一种异常平静的语气问他，如果郑州守不住，他打算在哪里死。
电话那头的汤恩伯沉默了许久。那一刻，我仿佛能看到他那张因为恐惧和焦虑而扭曲的脸。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他说部队已经乱了，他在电台里根本联系不上下面的师长。他说他准备把指挥部撤到密县，依托嵩山进行抵抗。
我叹了口气，挂断了电话。我知道，郑州完了。但我不能让这种失败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雪崩。我立刻起草了一份绝密命令，直接发给正在向洛阳集结的几个中央军嫡系师。我命令他们，不要去管汤恩伯的溃兵，立刻在洛阳外围构筑复廓阵地。我要用这几个师的血，为重庆争取最后的时间。
四月十四日，缅甸方面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冒着日军的高射炮火，向被围困在科希马的守军空投了水和弹药。卫立煌的驻印军x部队也在我的严令下，开始向孟拱河谷发动牵制性攻击，迫使日军第十八师团无法分兵增援英帕尔。这是我在走钢丝，我在用极其有限的筹码，维持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平衡。
四月的第三周，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局势急转直下，令人窒息。
四月十八日，日军第十二军以第37师团为先导，在百余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郑州发动了总攻。我们的守军，虽然在我的严令下拼死抵抗，但在绝对的火力劣势面前，阵地如同沙雕般崩溃。
更让我痛心的是，日军使用了毒气。
前线发回的电报上沾着血迹，报告说日军在攻击受挫时，发射了大量的芥子气炮弹。我们的士兵没有防毒面具，成片成片地倒在战壕里，皮肤溃烂，呼吸道被烧焦。看着这份战报，我的手在颤抖，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我恨不得冲到前线，用牙齿咬断那些侵略者的喉咙。但我不能，我是指挥官，我必须保持理智。
四月二十日，我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我下令放弃郑州。
这个决定在参谋本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参谋哭着对我说，郑州是平汉路和陇海路的交汇点，丢了郑州，中原的大门就彻底向日本人敞开了。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我说如果不撤，那守卫郑州的三个师就会全军覆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拖，要用空间换时间，把日本人拖疲，拖瘦，拖死。
在下达撤退命令的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仿佛老了十岁。我知道，历史会记住这一笔，也许会有人骂我是逃跑将军，但我问心无愧。
与此同时，在缅甸，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虽然攻势凶猛，但也成了强弩之末。牟田口廉也的“活体给养”战术彻底破产了，带来的牛羊早在丛林里死光或者跑光，日军士兵开始吃草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验证了我最初的判断，只要我们守住，丛林和饥饿就会成为最可怕的杀手。
四月的最后一周，四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
四月二十二日，郑州陷落。
日军坦克部队并没有在郑州停留，他们像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立刻掉头向西，沿着陇海铁路向洛阳疯狂推进。同时，另一路日军攻占了许昌，切断了洛阳守军南撤的退路。
洛阳，这座古都，此刻成了一座孤岛。
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洛阳。我给守卫洛阳的武庭麟将军（时任第15军军长，实际指挥洛阳保卫战的核心人物之一）发去了一封电报。电文很短，只有八个字：洛阳若失，国将不国。
我知道武庭麟并不是中央军的嫡系，他的部队装备很差，但他是一条硬汉。他在回电中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日本人就别想踏进洛阳城一步。
四月二十五日，日军的前锋部队已经逼近洛阳外围的龙门石窟。战斗在佛像的注视下打响。我们的士兵依托着那些千年的石刻，用集束手榴弹去炸日本人的坦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
在重庆，我几乎是在数着秒过日子。我不断地调动后方的预备队，试图增援洛阳，但日军的空中封锁太严密了，增援部队在路上损失惨重，行进缓慢。
四月二十八日，就在中原战局处于胶着状态时，缅甸战场出现了转机。英军第2师终于突破了日军的阻击，解了科希马之围。虽然英帕尔还在包围中，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在两线作战的钢丝上，终于稳住了一只脚。现在，我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对付中原的恶狼了。
四月三十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黄昏。
我独自一人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望着嘉陵江浑浊的江水。江面上漂浮着一些枯枝败叶，那是上游暴雨冲刷下来的。
刘斐走了过来，递给我一份最新的情报。他说，日军虽然占领了郑州和许昌，但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已经开始出现困难。我们在敌后的游击队，包括八路军的部队，正在疯狂地破坏铁路和公路。日本人的攻势正在减缓。
我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散开，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说，这只是暂时的喘息。岗村宁次的胃口很大，他不会满足于郑州和许昌。他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洛阳，然后是潼关，甚至可能是……重庆。
刘斐沉默了。他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我转过身，看着作战室里那盏彻夜不灭的孤灯。那灯光微弱而倔强，就像我们这个国家，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
四月结束了。我们失去了一座省会城市，失去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的抵抗还在继续。
我知道，接下来的五月，将会更加残酷。洛阳保卫战将进入最高潮，而那，将是我指挥生涯中最惨烈的一页。
我掐灭了烟头，眼神重新变得坚硬如铁。
来吧，岗村宁次。我们在洛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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