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文史研究馆的青砖小院仿佛与世隔绝，齐昊的办公室设在藏书阁的二楼，推开木窗就能看见庭院里的百年海棠。四十二岁的他如今是研究馆最年轻的副馆长，分管地方文献整理。
“齐馆长，这是新征集的一批民国县志。”白发苍苍的文献部主任抱来一摞泛黄的线装书，“需要您过目后编号入库。”
齐昊挽起袖子，戴上白手套开始工作。这已经是他在研究馆的第八个月，每天与古籍相伴，渐渐熟悉了这份远离权力中心的宁静。
但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息。
三天后的深夜，齐昊在整理一批新接收的捐赠文献时，发现了一本1948年的《边西商帮年鉴》。在记载“同心商会”的章节里，夹着一页泛黄的名单，上面罗列着当年商会核心成员的代号。其中一个代号让他瞳孔微缩——“观棋”。
“原来这个代号从解放前就存在了……”他轻声自语，立即用保密相机拍下这页内容。
次日清晨，他照常参加馆务例会。散会后，馆长特意留下他：“齐馆长，省委办公厅刚来通知，要我们整理一份边西省近代商帮史料，说是为明年招商引资做准备。”
齐昊心中一动：“具体有什么要求？”
“特别要求梳理‘同心商会’的历史沿革和现代传承。”馆长推了推老花镜，“听说这是某位省领导亲自点的题。”
回到办公室，齐昊立即警觉起来。这个时间点要求整理“同心商会”史料，绝非巧合。他拨通了郑毅留下的紧急联络方式。
“要求整理史料的事我知道了。”郑毅在加密通话中语气凝重，“这是对方在试探，看你掌握了多少情况。按正常程序办，但要留有余地。”
按照指示，齐昊组织研究团队开始史料整理。但在关键章节，他刻意使用了模糊表述，对一些敏感人物只提其历史贡献，避谈现代关联。
材料上报一周后，省委副秘书长突然带队来研究馆视察。在参观藏书阁时，这位副秘书长看似随意地问：“齐馆长在研究‘同心商会’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历史线索？”
“都是些常规史料。”齐昊平静应答，“主要记录了当年商界前辈支持革命、建设家乡的事迹。”
副秘书长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视察结束后，馆长忧心忡忡地找到齐昊：“刚才办公厅的同志私下问我，你是不是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
“我只是客观呈现史料。”齐昊不动声色。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自己仍在对方的密切监视之下。他决定改变策略，将研究重点转向边西省红色金融史，以此为由头继续调查。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天。齐昊在整理一批新接收的离退休干部捐赠资料时，发现了一本1992年的工作笔记。笔记的主人是已故的原省经委副主任，其中详细记录了一次关于金融改革试点的重要会议。
笔记中提到，当时有与会者强烈主张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支付结算领域，称这是“改革的突破口”。这个主张遭到多数人反对，但最终却以试点名义得以推行。
更让齐昊震惊的是，笔记里夹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此事系‘老师’授意，慎查。”
他连夜将这份笔记数字化，通过多个渠道备份。第二天，他以征集改革开放口述史为名，开始走访笔记中提到的与会者。
大多数老同志已经离世，健在的也大多记忆模糊。直到他找到原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徐老。
听说齐昊的来意，徐老屏退家人，关上书房门：“我就知道会有人来问这件事。那个金融试点，根本就是个错误！”
“您能具体说说吗？”
徐老激动地拍着轮椅扶手：“当时我们都反对！支付结算是经济命脉，怎么能让来历不明的民营资本介入？可上面有人坚持要试点，还说这是‘老师’的意思。”
“这位‘老师’到底是谁？”
徐老摇头：“没人见过，只知道他的话比红头文件还管用。试点企业‘边西支付’，就是现在‘速支付’的前身。”
这次走访让齐昊收获巨大。他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在“边西支付”工作过的老员工，得知该公司初创时的实际控制人使用化名“李老师”。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这个神秘的“老师”。
然而，就在调查取得突破时，齐昊遭遇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折。
省委组织部突然下发调令：齐昊任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免去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职务。
地方志办公室比研究馆更加边缘，通常都是安排即将退休干部的岗位。四十二岁的齐昊调任此职，在省委大院引起了不小议论。
“听说齐昊在研究馆不安心本职工作，整天调查陈年旧事……”
“这么年轻的干部去地方志，肯定是得罪人了。”
面对流言蜚语，齐昊坦然赴任。地方志办公室在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楼里，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五十五岁。
主任是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见面就说：“齐主任，咱们这里工作清闲，你正好可以沉淀沉淀。”
齐昊微笑点头。他明白，这是对方故意把他放在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位置。但他也发现，地方志办公室有个独特优势——可以合法向任何单位征集史料。
到任第二天，他就启动了《边西省志·金融卷》的编纂工作，向全省金融机构发出史料征集函。借此机会，他得以调阅“速支付”及其前身“边西支付”的全部公开档案。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他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2003年，“边西支付”进行股权变更时，有一笔来自海外离岸公司的投资。这笔投资经过多层股权设计，最终指向一个名为“Li Laoshi”的受益人。
“李老师……”齐昊默念这个名字，终于找到了“老师”的蛛丝马迹。
就在他准备深入调查时，危险再次降临。
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在办公室加班整理资料，突然接到医院电话：父亲因食物中毒住院抢救。
齐昊立即赶往医院。经过抢救，父亲脱离了危险。医生在洗胃时发现，患者摄入的毒素非常罕见，常见于某种特殊工业试剂。
“这不像是普通的食物中毒。”主治医生私下告诉齐昊，“已经报警了。”
警方调查发现，齐昊父母家中的食用油被人掺入微量毒素。由于剂量控制精准，看起来就像普通的食物变质。
这明显是一次警告。
齐昊将父母送到外省的亲戚家暂住，同时加强了自身安保。但他没有停止调查，反而加快了工作进度。
在地方志办公室的掩护下，他继续深挖“李老师”的线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他查到“Li Laoshi”这个身份在新加坡、开曼群岛等地都有相关记录，但每个身份的资料都不完整。
“这是一个精心构造的虚拟身份。”国际刑警的朋友告诉他，“背后很可能是一个团队在操作。”
与此同时，齐昊启动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编纂《当代边西人物》为名，公开征集优秀企业家事迹材料。果然，“速支付”主动提供了大量宣传资料，其中包含创始人刘明的详细履历。
在刘明的履历中，齐昊发现了一个时间矛盾：刘明自称1995年毕业于某名校，但该校校友名单中并无此人。
他悄悄委托该校档案馆查询，得到的回复是：刘明确实曾在该校进修，但使用的是“刘建明”这个名字，而且未完成学业就退学了。
“刘建明……”齐昊想起之前调查中的一个细节：李向东案中，有个关键证人就叫刘建明，但始终未能找到其人。
两个刘建明，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这个发现让他心跳加速。如果“速支付”的创始人刘明就是李向东案中的刘建明，那么整个案件将出现重大转折。
他立即通过保密渠道向郑毅汇报了这一发现。第二天，郑毅亲自来到边西省。
在一处安全屋内，郑毅告诉齐昊：“你的发现很关键。但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中央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秘密调查。”
“我需要做什么？”
“继续你现在的工作，但要更加小心。”郑毅郑重地说，“对方已经察觉到我们在调查，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果然，一周后，“速支付”突然宣布将与省国资委合作成立“数字边西集团”，声称要整合全省政务数据资源。这个合作一旦达成，“速支付”将合法获得全省最核心的政务数据。
齐昊立即以地方志办公室名义，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政务数据安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风险。这份报告虽然没能阻止合作，但在省委内部引发了讨论。
更让他意外的是，报告送出后的第三天，省长突然点名要他参加数字经济专题会议。
这是齐昊两年来第一次参加省政府的重要会议。当他走进会议室时，许多老同事都投来惊讶的目光。
会议讨论到“数字边西”项目时，省长突然点名：“齐昊同志，你之前在报告里提到过数据安全风险，具体说说你的看法。”
齐昊有条不紊地阐述了历史上有企业利用合作项目窃取数据的案例，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他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速支付”，但与会者都心知肚明。
会议结束后，省长留下他：“齐昊同志，看来你在地方志办公室没有停止思考啊。省里正在筹备数字经济发展局，需要懂业务的干部。”
这句话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齐昊可能即将结束蛰伏期。
但他明白，在真正复出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坎要过——那个隐藏在幕后的“老师”，绝不会坐视他重返权力中心。
在地方志办公室的平静日子里，一场最终较量正在悄然酝酿。而这一次，齐昊手中已经掌握了更多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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