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的办公室位于发展大厦十二层，齐昊的新办公桌正对着电梯间，人来人往尽收眼底。四十五岁的他作为分管副主任，手下掌管着五个处室，负责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和扶持。
“齐主任，这是本周需要审定的重点项目清单。”处长将文件夹轻轻放下，“另外，上午十点要召开半导体产业专项扶持政策讨论会。”
齐昊翻开文件，第一个项目就引起他的注意——“创新微电子”申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这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李明的前商业伙伴。
“这个项目的技术评审报告在哪里？”他问道。
处长略显迟疑：“创新微电子的技术评分略低于标准，但商务厅出具了推荐函，说是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会议室的争论从十点持续到中午。产业处处长坚持要支持创新微电子：“这家企业能填补我省半导体设计空白，应该特事特办。”
“但技术不达标是硬伤。”齐昊指着评审报告，“而且其核心技术来自境外授权，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
正当双方僵持时，委办公室主任推门进来，在齐昊耳边低语：“刚接到省政府办公厅电话，这个项目有领导打过招呼。”
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止。下午，齐昊调阅了创新微电子的全部申报材料，发现其境外技术授权方与“智库”控股的企业存在关联。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形成专报，直报委主要领导。
三天后，委党组会研究决定：创新微电子暂缓认定，需补充国家安全审查材料。
这个决定在委内引起不小震动。当晚，一位退休的老领导突然约齐昊喝茶。
“齐主任，听说你在创新微电子项目上很坚持原则啊。”老领导沏着茶，语气平和，“不过你要知道，有些项目看似是经济问题，实则是政治问题。”
齐昊不动声色：“还请老领导指点。”
“省里正在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需要树立典型。创新微电子虽然有些瑕疵，但大局当前，不妨灵活处理。”
回到办公室，齐昊仔细琢磨这番话。他让工作人员调阅了近三年所有获得特批的高技术企业档案，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与某个领导关联的项目，评审标准都会适当放宽。
一周后，在委务会上讨论明年预算安排时，分管财务的副主任提出：“半导体专项资金的分配，应该向已落地项目倾斜。”
齐昊立即反对：“我认为应该建立竞争性分配机制，重点支持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企业。”
“齐主任可能不太了解情况，”那位副主任笑着说，“有些项目是省里重点引进的，必须确保资金到位。”
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委主要领导找齐昊谈话：“齐主任，坚持原则是好事，但也要考虑省里的工作大局。”
就在齐昊陷入两难时，转机意外出现。中央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报送高技术产业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齐昊主动请缨担任编写组组长。
在调研过程中，他带队走访了全省57家重点高技术企业。在创新微电子的生产车间，他发现一个可疑现象：其核心研发团队的成员全部使用化名，且拒绝提供详细履历。
更令他警觉的是，该企业的数据中心流量异常，大量数据在深夜传往境外。
齐昊立即将这一情况秘密报告给国安部门。同时，在评估报告中，他特意加入了“加强外资高技术企业安全监管”的章节。
报告上报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边西省被确定为首批高技术产业安全监测试点。
借此机会，齐昊推动建立了全省高技术企业安全档案制度，对所有享受政策扶持的企业进行背景审查。
这一制度遭到部分企业的强烈反对。有一天，他接到匿名威胁电话：“齐主任，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好自为之。”
与此同时，委内部的阻力也在加大。在一次项目评审会上，当齐昊否决第三个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时，一位资深处长公然质疑：“按照齐主任的标准，全省没几家企业能达标了。”
“安全底线不能突破。”齐昊平静回应，“如果现在放松标准，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这场争论很快传到省领导耳中。第二天，分管副省长亲自到发改委调研，在座谈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些同志把安全和发展对立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
调研结束后，委主要领导再次找齐昊谈话，建议他“适当调整工作方式”。
就在齐昊思考破局之策时，一个新的发现让他震惊。在整理过往档案时，他发现一份二十年前的批文：同意设立“边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签字领导中有时任省计委主任，而此人后来官至副国级，现已退休。
更关键的是，这份批文的附件中提到了一个“特别顾问”——正是使用化名的李国华。
齐昊立即通过保密渠道将这一发现上报。三天后，郑毅亲自来到边西省。
在一处安全屋内，郑毅告诉他：“你发现的这个线索非常关键。我们怀疑，这个网络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布局。”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深挖，但要更加谨慎。”郑毅郑重提醒，“你最近的动作已经引起对方警觉，要注意安全。”
这次会面后，齐昊调整了策略。他表面上放缓了安全审查的节奏，暗地里却加快了对历史档案的梳理。
在委档案室的角落里，他找到一批即将销毁的旧文件。其中一份1998年的会议纪要记载着当时关于“是否允许外资进入半导体领域”的争论。纪要显示，有领导以“吸引先进技术”为由，力主放开限制。
而这位领导的秘书，正是现在省委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齐昊悄悄复印了这份纪要。当晚，他在研究这些材料时，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主张放宽外资准入的领导，其子女或亲属后来大多在与外资合作的企业中任职。
这个发现让他不寒而栗。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个别腐败分子，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一个月后，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讨论《边西省高技术产业促进条例（草案）》时，有代表提出要删除“安全审查”章节，认为这会影响营商环境。
齐昊作为起草小组副组长，在会上据理力争：“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是危险的。这个章节必须保留。”
双方争论激烈。最后，在省委主要领导的协调下，安全审查章节得以保留，但具体条款作了软化处理。
条例通过后，齐昊意识到，在现有体制内推动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他决定另辟蹊径，借助学术研究继续深入调查。
他联系了省社科院的几位可信赖的学者，以“边西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史研究”为题，申请了省级重点课题。这个课题让他可以合法地查阅更多历史档案，采访更多知情人士。
在采访一位已经退休的计委老领导时，老人无意中透露：“当年推动半导体产业对外开放时，有个境外智库提供了很多‘咨询建议’，现在想来，他们的建议都带着特定目的。”
“是哪个智库？”齐昊追问。
老人摇头：“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的首席顾问是个华裔，大家都叫他‘老师’。”
课题研究进行到一半时，齐昊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不再让他分管高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改分管发展规划和课题研究。
这明显是又一次明升暗降。但齐昊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发展规划涉及更宏观的层面，能让他从更高视角审视整个产业布局。
在新的分工下，他主持编制《边西省高技术产业安全发展规划》。在规划中，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产业链安全评估机制”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体系”。
规划征求意见时，遭到多个部门反对。有人说他“杞人忧天”，有人说他“阻碍开放”。
但这一次，齐昊没有退让。他带着规划草案，直接向省委常委会做了汇报。在汇报中，他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说明了产业安全的重要性。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汇报获得了省委书记的肯定：“齐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凭借省委书记的支持，规划最终获得通过。齐昊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话语权。
然而，就在他准备借助规划实施推进改革时，一个新的调令来了：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
这个安排看似是培养重用，实则是将他暂时调离权力核心。齐昊明白，这是对方使出的缓兵之计。
但他没有气馁。在赴京学习前，他做了周密安排：将全部研究资料移交给了可信赖的同事，与课题组成员确定了下一步研究方向，还将几个关键线索通过多个渠道备份。
开往北京的高铁上，齐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他知道，这一年的学习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党校，他将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干部，也能暂时跳出边西省的利益漩涡，从更宏观的层面思考问题。
而他的对手们，也必将利用这一年时间重新布局。
一场新的较量，正在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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