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4日凌晨，山东临县的夜空被乌云笼罩，零星的雨点砸在乡卫生院的玻璃窗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李建军和专案组的民警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双眼布满血丝，桌上的方便面盒堆成了小山。黑板上贴着刘世亮的模拟画像，旁边用红笔标注着他的特征：35岁，高颧骨，下巴有痣，左手指关节有一道疤痕，那是早年在工地打工时被钢筋划伤留下的印记。
“根据刘世亮的社会关系排查，他有个远房表哥在河南郑州做建材生意，两人去年还通过电话。”一名民警指着地图上的郑州，声音沙哑地说，“我们已经联系了郑州警方，请求他们协助排查，但目前还没有消息。另外，刘世亮的妻子三年前就和他离婚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据他前妻说，刘世亮脾气暴躁，经常喝酒打人，离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她也不知道刘世亮可能去了哪里。”
李建军揉了揉太阳穴，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刘世亮作案后仓皇出逃，肯定没带多少现金，他大概率会找熟人求助。除了郑州的表哥，还要排查他在外地打工时认识的工友，尤其是那些和他有过矛盾或者走得比较近的人。另外，在临县周边的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加强布控，防止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本省。”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一名年轻民警拿着一份报告跑了进来：“李局！有新线索！刘世亮的邻居说，案发前一天晚上，他看到刘世亮鬼鬼祟祟地从村西头的小卖部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们去小卖部问了，老板回忆说，刘世亮那天买了两包烟、一瓶白酒，还有一沓塑料袋，而且他付款的时候，老板看到他兜里揣着一个小纸包，里面是白色的粉末，当时还以为是面粉，现在想来，可能就是毒鼠强！”
“还有，小卖部老板说，刘世亮买东西的时候，还问过他去郑州的班车几点发车。”年轻民警补充道，“这进一步印证了他可能逃往郑州的猜测！”
李建军猛地站起来，眼神变得锐利：“立刻安排人手，明天一早出发去郑州！我亲自带队！另外，让技术科再仔细勘察刘世亮的住处，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线索，比如日记、信件，或者他可能藏起来的现金、身份证。”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李建军就带着两名民警坐上了前往郑州的长途汽车。汽车在颠簸的国道上行驶，车窗外的麦田飞速倒退，李建军看着窗外，脑海里不断回放着案件的细节：刘世亮为什么要投毒？他说的“和村干部有过节”到底是什么矛盾？难道仅仅是因为举报贪污被打压，就不惜用十几条人命来报复吗？这些疑问像一团乱麻，缠绕在他的心头。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车程，汽车终于抵达郑州。郑州警方早已在汽车站等候，双方简单交流后，立刻前往刘世亮表哥的建材店。建材店位于郑州郊区的一个建材市场里，门口堆满了水泥和瓷砖，几个工人正在卸货。看到警察过来，一个穿着蓝色工装、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迎了上来，他就是刘世亮的表哥张建军。
“警察同志，你们找俺有事？”张建军的眼神有些闪躲，双手不自觉地搓着衣角。李建军拿出刘世亮的照片，递到他面前：“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是你的表弟刘世亮，我们有重要案件要找他了解情况。”
张建军看到照片，脸色瞬间变了，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俺认识他，他昨天下午确实来过俺这里，说在老家跟人闹了点矛盾，想在俺这里躲几天。俺当时也没多想，就把他安排在建材店后面的仓库里住下了，可今天早上起来，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还拿走了俺放在抽屉里的五百块钱！”
“他有没有说要去哪里？或者留下什么话？”李建军追问。
“没有，他走的时候悄无声息的，俺也是刚才去仓库拿东西才发现他不见了。”张建军懊恼地说，“早知道他犯了这么大的事，俺说啥也不会让他住在这里的！”
郑州警方立刻对仓库进行勘察，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烟蒂，经过dNA比对，确认是刘世亮留下的。此外，仓库的墙角还有一个新鲜的脚印，尺码和刘世亮的鞋码一致。“他应该刚走没多久，可能还在郑州境内。”李建军判断道，“立刻调取建材市场周边的监控，排查刘世亮的行踪！”
接下来的三天，李建军和民警们几乎没合过眼，他们沿着监控线索，在郑州的大街小巷排查。刘世亮的行踪十分狡猾，他没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是选择步行或搭乘摩的，不断更换落脚点，从建材市场到城中村，再到郊区的工地，像一只惊弓之鸟，在城市的缝隙中躲藏。
6月18日下午，郑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郊区的一个废品回收站里，发现了一个与刘世亮特征相符的男人，他自称“老王”，在这里帮忙分拣废品，每天能赚二十块钱。李建军立刻带领民警赶过去，废品回收站里弥漫着刺鼻的异味，堆积如山的废品中，一个穿着破旧衣服、满脸污垢的男人正埋头分拣塑料瓶。
“刘世亮！”李建军大喝一声，男人猛地回头，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刘世亮！刘世亮看到警察，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转身就想跑，却被早已埋伏在周围的民警扑倒在地。冰冷的手铐铐在他的手腕上时，刘世亮突然瘫软下来，嘴里喃喃自语：“俺跑不动了，俺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
押解刘世亮回临县的路上，李建军终于问出了那个萦绕在心头的疑问：“你为什么要投毒？那些村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下这么狠的手？”
刘世亮靠在车窗上，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讲述了他的故事。刘世亮原本在村里还算老实，几年前，他承包了村里的一片果园，本想着靠果园赚点钱，给家里改善生活。可没想到，村里的村干部以“果园土地需要重新规划”为由，强行收回了他的承包权，转而承包给了自己的亲戚，而且分文未给刘世亮补偿。
刘世亮不服气，多次找村干部理论，却被对方以“无理取闹”为由赶了出来。后来，他发现村干部在果园承包过程中存在贪污行为，便收集了证据，向上级部门举报。可举报信石沉大海，反而遭到了村干部的报复——他家里的果园被人恶意破坏，果树被砍倒，地里的庄稼也被农药喷洒，导致颗粒无收。刘世亮去找村干部算账，却被村干部带来的人打伤，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俺举报无门，上访被拦，老婆也跟俺离婚了，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刘世亮的声音带着怨恨，“俺就是想报复那些村干部，俺想着把毒鼠强涂在冰棍上，让村干部家里的人吃了，可俺没想到，那些冰棍会被那么多无辜的村民吃了……俺看到新闻说死了12个人，俺也害怕，俺知道俺错了，可俺已经回不了头了……”
说到最后，刘世亮掩面而泣，泪水从指缝中流出，混合着脸上的污垢，显得格外狼狈。李建军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刘世亮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他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报复，夺走了12条无辜的生命，毁掉了十几个家庭，这份罪孽，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
1999年8月15日，山东临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毒冰棍投毒案。法庭上，受害者家属们穿着黑衣，眼含泪水，当刘世亮被法警押进法庭时，马世德猛地站起来，冲向被告席，嘴里嘶吼着：“俺要杀了你！为俺的妻儿报仇！”被法警拦住后，他瘫坐在椅子上，失声痛哭。
庭审中，刘世亮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辩护律师提出，刘世亮因遭受村干部的长期压迫和报复，才走上犯罪道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但检察官反驳道：“即使刘世亮遭受了不公待遇，也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选择伤害无辜村民。12条鲜活的生命，12个破碎的家庭，这份痛苦无法用任何理由来抵消，刘世亮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极其恶劣，必须依法严惩！”
赵玉琪作为从犯，也出现在了庭审现场。他穿着囚服，低着头，脸上满是悔恨：“俺不该贪那20块钱，俺不该帮刘世亮涂毒粉，俺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9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世亮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玉琪因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刘世亮和赵玉琪需向受害者家属赔偿经济损失共计50万元。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法庭上响起了受害者家属的哭声，那哭声里有悲伤，有愤怒，也有一丝迟来的慰藉。
刘世亮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1999年12月，刘世亮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请求见受害者家属一面，却被拒绝了。马世德说：“俺不想见他，俺看到他就想起俺的妻儿，俺永远不会原谅他。”
赵玉琪在监狱里表现良好，后来获得了减刑，提前两年出狱。出狱后，他没有回临县，而是去了南方的一个小城，隐姓埋名，靠打零工为生。他每个月都会往受害者家属的账户里打一笔钱，虽然不多，但他说：“俺知道这些钱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但俺想尽力弥补，哪怕只有一点点。”
这场毒冰棍案，不仅给受害者家属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也在临县乃至整个山东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案件审理结束后，临县县委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对小关新村的村干部进行了调查，发现确实存在贪污、欺压村民等行为，相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了责任。同时，县里还开展了“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专项行动，帮助村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矛盾纠纷。
毒鼠强的管控也因此得到了加强。在此之前，毒鼠强在农村地区很容易买到，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有些小卖部甚至把毒鼠强和农药放在一起售卖。案件发生后，国家出台了严格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毒鼠强，对非法贩卖毒鼠强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从源头上遏制了类似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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