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东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新一期的《大秦报》已然贴满了各处的告示栏。不同于最初发行时人们的好奇与观望，如今，报纸前总是迅速围拢起各色人群。识字的士子商人低声诵读，不识字的贩夫走卒则踮着脚尖，听着官派税吏或自发读书人的讲解。
“快看头版！《商税新政惠及三辅，渭水渠修缮工程正式动工》！”一个穿着儒衫的年轻人高声念道，“文章详列了去岁咸阳、蜀郡、南阳三地商税征收总额，以及首批用于渭水渠加固、郑国渠清淤的款项明细！瞧瞧，这数目，这用途，清清楚楚！”
旁边一个挑着担子的菜贩咂咂嘴：“乖乖，收了这么多钱，还真拿来修渠了？俺还以为…嘿嘿。”他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周围不少百姓都露出了了然的神情，以往的官府，加税的名头不少，最终钱去了哪里，谁又说得清？
“第二版，《褒忠烈·北疆英模传——记锐士营什长黑夫》。”另一个声音接着念起，文章详细描述了黑夫小队深入草原、侦察王庭、负伤昏迷的事迹，文字朴实却充满力量。“…身被三创，犹握刀不退，直至力竭…此真壮士也！”
围观的百姓中响起一阵唏嘘和赞叹声。以往，普通士卒的牺牲与英勇，何曾会被如此详尽地记录和传颂？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以及对守卫边关将士的由衷敬意，在人群中悄然滋生。
“还有这，《农桑新法初见成效，关中试验田亩产翻番》！说是用了什么轮作、绿肥…”
“《医学院附属医馆开诊半月，救治百姓逾千》…”
报纸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朝廷大政的方针解读，也有地方民生的具体改善，更有弘扬忠义、推广农医知识的实用内容。它不再是干巴巴的政令宣达，而是成为了连接庙堂与江湖、传递信息与观念的重要桥梁。
在官学乃至一些新兴的私塾里，《大秦报》甚至成为了蒙童识字明理后的阅读教材。先生们会选取上面的文章，讲解忠孝节义，辨析是非曲直，甚至探讨一些浅显的格物道理。报纸上定期刊载的简易农事口诀、防灾防疫小知识，也被乡间里正、三老收集起来，在乡民聚集时宣读讲解。
一种全新的、由朝廷主导的舆论氛围和教化体系，正在通过这薄薄的纸张，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它有效地挤压了那些依靠口耳相传、真假难辨的流言蜚语的生存空间。
旧齐，临淄，一处隐秘的宅院。
张良的面前，也摊开着几份不同期数的《大秦报》。他的脸色平静，但手指在“商税款项明细”和“黑夫事迹”等文章上轻轻划过时，指尖微微泛白。
“好手段…”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以实证破虚言，以忠义聚民心。这扶苏，确比那暴君更难对付。”
一名心腹低声禀报：“先生，我们散播的‘朝廷加税修宫室’、‘长公子排挤老秦人’等流言，起初还有些效果，可这报纸一出，拿着真金白银修渠的事实摆在面前，那些愚夫愚妇便不再信了…甚至有些原本对我们抱有同情的商贾，也开始动摇。”
张良闭上眼，沉吟片刻：“既然底层煽动效果已大不如前，那便转向他处。扶苏倚重格物，推崇实学，那便在他这‘实学’根基上做文章。去联络那些因盐铁专卖、商税而利益受损的旧学派士人，还有…那些被天工苑抢了饭碗的传统工匠。告诉他们，扶苏之法，乃是毁我华夏千年文脉，绝百工世代传承！”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冷光：“还有，这报纸本身…既是利器，亦有其弊。其内容皆出咸阳，若能…让其刊载些‘不该刊载’的东西，或是在传递途中出现些‘意外’，或许比我们散播万份流言更为有效。”
他意识到，面对《大秦报》这套成熟的官方宣传体系，以往那种简单粗放的流言攻势已经难以奏效，必须采取更精细、更具颠覆性的手段。
而在沛县，刘季听着手下关于《大秦报》内容的汇报，只是眯着眼，咂摸着嘴里的草根，嘿嘿一笑：“修渠？褒忠烈？这长公子，是会收买人心的。咱们啊，不急，不急。他修他的渠，咱积咱的德。”他所谓的“积德”，便是继续通过调解纠纷、庇护乡里、施以小恩小惠等方式，在底层编织着他的关系网络，这网络无形，却韧性十足。
吴中的项梁，对《大秦报》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屑。“徒逞口舌之利！”他将一份报纸掷于地上，“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强兵利剑，是民心所向！我江东子弟，只认项字大旗，不认这咸阳废纸！”他加速了整合江东力量、打造兵甲舟船的进程，试图以实实在在的割据实力，来对抗咸阳的舆论攻势。
《大秦报》如同一道逐渐筑起的舆论铁壁，它未能完全消灭暗处的敌人，却成功地夺回了话语的主导权，将扶苏与新政的形象塑造得日益稳固、正面。它让帝国的意志得以更清晰地传达，让民心的向背有了更明确的指引。
在这无声的战场上，扶苏凭借这超越时代的工具，已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变革，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凝聚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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