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秋天，瓦器厂的红火，让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瓦房，一些头脑活络的年轻人，甚至开始在家里装上了电话。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旧时光里的那些贫穷和挣扎，似乎正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被扫进了记忆的角落。
然而，林福来却感到一种日益加深的焦虑。
这种焦虑，与订单的多少、利润的高低无关。它源于更深沉的失落。他发现，随着村里人腰包的渐鼓，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流失。
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没人愿意听张德旺讲鲁班的传说了，他们更热衷于讨论香港“四大天王”谁更帅；女孩子们不再跟刘三奶学纳鞋底、唱民谣，她们聚在一起，谈论的是县城里新开的理发店能做哪种“离子烫”。老槐树下的石磨，彻底成了摆设，上面落满了灰尘。甚至连村里的方言土话，都在被夹杂着港台腔和“普通话”不伦不类的腔调所取代。
瓦盆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也正在变得面目模糊。
一天晚上，林福来在他那间堆满旧书的小屋里，翻阅一本从废品站淘来的《民间文学》杂志。其中一篇由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关于“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文章，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他。
文章里说，一个民族的记忆，不仅仅记录在史书里，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口中。那些即将消失的歌谣、传说、手艺和人生经历，是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如果不及时记录，它们就会永远地、无声无息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记录……”林福来喃喃自语，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看着桌上那本被他翻得起了毛边的老账本，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
他要做瓦盆村的“记录者”。
他要做一次属于他自己的、土办法的“田野调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遏制。他拿出了自己这几年在瓦器厂攒下的、最大的一笔分红——足足八百块钱。他没有像别人一样，计划着去盖新房或者买一台彩电，而是郑重地将这笔钱交给了即将出远门的吴老虎。
“虎子，帮我个忙。”他对吴老虎说，“去省城的时候，帮我带个东西回来。”
“啥玩意儿？这么金贵？”吴老虎接过钱，掂了掂，好奇地问，“要买‘大哥大’？你那点钱可不够。”
“不是。”林福来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一台录音机。要那种能录音、能放磁带的，松花江牌的就行，听说皮实。”
吴老虎愣住了，他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林福来：“你要那玩意儿干啥？听歌？咱厂里不是有吗？为了这，你把盖房子的钱都花了？”
“不是听歌，是录音。”林福来没有过多解释，他知道吴老虎无法理解。
吴老虎虽然满心困惑，但还是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一个星期后，一台崭新的、像黑色砖头一样笨重的“松花江”牌双卡录音机，被摆在了林福来的桌上。
林福来的“田野调查”，就从这台散发着塑料气味的机器开始。
他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三奶。
他提着一斤槽子糕，走进了刘三奶那间弥漫着草药香气的小屋。老人正弓着腰，在院子里侍弄着那些外人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三奶，我想跟您聊聊天。”林福来有些紧张地说明了来意，“我想把您知道的那些老歌谣、老故事，都录下来。”
刘三奶直起身，眯着眼睛打量着他和那台新奇的录音机，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淡淡地说：“人老了，记性不好了，很多事都忘了。”
林不来也不着急，他就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坐下，陪着老人晒太阳，帮她给草药浇水、除草。一连三天，他天天都来，只聊天，不提录音的事。
到了第四天，刘三奶终于松了口。她坐在院子里，对着那只小小的、黑色的麦克风，用她那苍老而独特的嗓音，唱起了第一首童年时的歌谣：
“月亮光光，芝麻糖糖，谁家媳妇，爱哭鼻子……”
那歌声，像一条从遥远时光里流淌出来的小河，瞬间将林福来带回了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属于瓦盆村的童年。他小心翼翼地按下录音键，那红色的指示灯，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从那以后，林福来的身影，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村里各个老人的家中。他带着他的录音机和笔记本，像一个勤劳的蜜蜂，采集着那些正在凋零的记忆花粉。
他记录下张德旺讲述的、关于木工“开山门”的规矩和鲁班爷的传说；他记录下村里最后一个篾匠，如何用一双巧手，将一根普通的竹子，变成能装下整个秋天的箩筐；他记录下那些在抗战时期逃难至此的老人，口中模糊的家乡和颠沛流离的往事……
他的行为，在村民眼中，显得如此“不务正业”。
“福来这娃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放着厂里的正经事不管，天天跟一帮老头老太太瞎聊，能聊出钱来？”
“听说他为了买那个破匣子，把盖房子的钱都花光了，真是败家！”
吴老虎对此尤其不解。他不止一次找到林福来，拍着桌子说：“福来，你醒醒！现在是市场经济！你不琢磨着怎么把咱的茶具卖到北京上海去，天天守着这些没用的老古董干啥？能当饭吃吗？”
连林福来的父母都忧心忡忡，觉得儿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好不容易在村里“出头”了，却开始不走正道。
面对这一切的质疑和不解，林福来没有辩解。他只是更加沉默地，做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从那些老人的讲述中，找到了一个村庄的根。
当然，也有支持他的人。
黄明远老师在看到林福来的笔记本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让林福来去买最好的磁带。他说：“福来，你做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在为瓦盆村修史。”
赵铁蛋虽然不善言辞，但他会默默地帮林福来修理出故障的录音机，还用灵巧的双手，为那台珍贵的机器，量身定做了一个防震防潮的木盒子。
而远在县城读高中的苏文清，则成了林福来最忠实的“笔友”。林福来会把整理出来的故事和歌谣，抄录下来，寄给他。苏文清则会在回信中，用他细腻的笔触，描述这些故事带给他的感动，并从县图书馆里，为林福来查找一些关于民俗学和地方志的资料。
他们的支持，像一束束微弱但坚定的光，照亮了林福来这条孤独的记录之路。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轨道上，杨小丫也正经历着她人生的“田野调查”。她来到南方的城市，进入一所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的“希望小学”。
她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高楼，第一次坐了公共汽车，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自卑”。
当她穿着妈妈买的牛仔背带裤，走进教室时，迎接她的，却是城里孩子毫不掩饰的嘲笑。他们笑她的口音土气，笑她没见过肯德基，笑她连“Abc”都念不标准。
她像一棵被移植到水泥地上的小草，拼命地想融入周围的环境，却发现自己的根，还深深地扎在瓦盆村那片湿润的泥土里。
那个秋天，两个瓦盆村的年轻人，一个在故乡寻找着根，一个在异乡感受着漂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经历着一场深刻而痛苦的成长。而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正像那台录音机里转动的磁带一样，被时代一圈一圈地，刻录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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