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的秋风,裹着浔阳郡的稻花香,卷进了彭泽县衙的青瓦缝里。四十一岁的陶渊明正坐在案前,就着窗棂漏进来的碎光,翻看县里的户籍册。他指尖划过“陶潜”两个字——这是他在官牒上的名字,可私下里,总爱自号“五柳先生”。案头摆着一碗刚沏好的菊花茶,水汽氤氲中,他想起三个月前,朋友王弘骑着毛驴来柴桑老家劝他出山时说的话:“潜兄,如今乱世,你空有一身才学,总躲在乡下种菊花,难道就甘心?”
那时他正蹲在园子里侍弄新栽的五柳树,闻言直起腰,指了指枝头挂着的露珠:“不甘心的事多了,可若为了混口饭吃,就得对着那些歪脖子树弯腰,倒不如守着这几棵柳树自在。”王弘却拽着他的袖子不放:“彭泽县令空缺,离你家近,官阶虽小,却能实实在在为百姓办点事。再说,五斗米的俸禄,也够你养活老母亲和孩子们了。”
这话戳中了陶渊明的软肋。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至大司马,可到了他这一辈,家道早已中落。年轻时他满心想“大济于苍生”,背着行囊游历四方,亲眼见惯了永嘉之乱后,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权贵们却在江南的温柔乡里醉生梦死。他曾在荆州刺史桓玄幕下做过事,可看着桓玄私藏兵器、图谋篡位,他连夜卷了铺盖就走,临走前在账本上写下“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八个字,气得桓玄摔了茶碗。后来又在刘裕手下做过镇军参军,可那位后来的宋武帝,眼里只有地盘和兵权,哪里听得进他“轻徭薄赋”的建议?没半年,他又辞了官。
这一次,王弘说的“为百姓办事”,像颗石子投进了他心里。他想起老家那些佃户,去年遭了水灾,交不上租子被地主赶出门,哭着来求他写状纸,他却只能握着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没有官职在身,空有一身笔墨,顶个屁用?思来想去,他终究还是点头了:“好,那我就去彭泽县走一遭。”
到任那天,陶渊明没坐官府的马车,自己挑着一担行李,一头是几件打了补丁的布衣,一头是《左传》《离骚》和他常弹的那张无弦琴,沿着赣江大堤慢慢走。彭泽县的百姓早听说新县令要来,都挤在城门口看,见来的是个穿着粗布长衫、脚蹬麻鞋的汉子,身后连个随从都没有,都愣了:“这就是县令大人?”有人赶紧跑去告诉县丞,县丞慌慌张张地带着衙役们捧着官服官帽来接,陶渊明却摆了摆手:“先不急着换装,带我去看看县里的粮仓和农田。”
接下来的八十多天,彭泽县的百姓渐渐摸清了这位新县令的脾气。他不喜欢穿官服,常披着件旧葛衣在田里转,看见老农插秧,会撸起袖子帮着插两把;看见佃户被地主欺负,会把人叫到县衙,拿着《晋律》一条一条地讲,直到地主低头认错。县衙里的衙役们也习惯了,每天早上来上班,总能看见县令大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就着晨光啃馒头,旁边放着一壶粗茶。有次县丞偷偷跟他说:“大人,您好歹是一县之主,总这么朴素,难免被上面来的人看轻。”陶渊明嚼着馒头笑:“看轻就看轻,我是来当县令的,不是来当戏子的,穿得再光鲜,不能帮百姓办事,有啥用?”
可官场的规矩,终究像一张无形的网,慢慢向他收紧。这年十月,浔阳郡派了个督邮来彭泽县巡查。督邮是郡里派来的官,专门负责监察各县官员,虽说官阶不算高,可手里握着官员的考评权,哪个县令敢不巴结?那天早上,陶渊明刚在田里看完晚稻的长势,回到县衙,就见县丞慌里慌张地跑进来,手里捧着一套崭新的官服:“大人,督邮大人已经到城外了!您快换上这身衣服,带着我们去城门口迎接,记得要恭恭敬敬的,腰弯得低一点,话说得甜一点,可别惹督邮大人不高兴!”
陶渊明看着那套绣着锦纹的官服,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他想起前几年在桓玄手下做事时,每次州里派官员来巡查,桓玄都要带着手下们站在城门外等上半个时辰,见到巡查官的马车,所有人都要跪下来磕头,嘴里喊着“下官恭迎大人”。那时他就站在人群里,膝盖像灌了铅一样沉,怎么也弯不下去。此刻县丞的话,像根针似的扎在他心上,他伸手拿起那套官服,指尖触到冰凉的锦缎,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督邮来巡查,公事公办就是了,为何要穿成这样去迎接?”陶渊明把官服放在案上,声音平静得像赣江的水。县丞急得直跺脚:“大人,您这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啊!这督邮大人是郡太守的小舅子,最爱摆架子,要是迎接慢了、礼数不到位,他回去在太守面前说您一句坏话,您这县令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
陶渊明端起案头的菊花茶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像他此刻的心情。他想起自己这四十一年的日子,想起年轻时在庐山脚下读书,老师曾跟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时他以为,“弘毅”就是要做大官、办大事,可如今才明白,有些“弘毅”,是就算饿着肚子,也不能弯下腰。他想起家里的老母亲,想起孩子们盼着他拿回俸禄买米的眼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可再想想那些被督邮欺压的百姓,想想自己当初来彭泽县时说的“为百姓办事”,那点犹豫,又像晨雾一样散了。
他慢慢站起身,走到案前,拿起那枚用铜铸成的县令印信。印信沉甸甸的,上面刻着“彭泽县令印”五个字,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他想起这八十多天里,自己在县衙的墙上写下的“政者,正也”,想起百姓们看见他时眼里的信任,嘴角慢慢牵起一抹笑,又很快沉了下去,变成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声叹,从他的胸腔里滚出来,带着四十一年的委屈、不甘和倔强,撞在县衙的墙壁上,又弹回来,落在案头的《离骚》上。
“我陶渊明,”他看着县丞,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不愿为了这五斗米的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他把那枚铜印“啪”地拍在案上,印信与木案相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惊得窗外的麻雀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县丞吓得脸都白了:“大人,您可别冲动啊!辞了官,您一家老小怎么活?”陶渊明弯腰拿起自己的布包袱,把《左传》《离骚》和无弦琴塞进去,回头笑了笑:“活法有很多种,饿不死人的。以前在老家种菊花,能活;现在辞了官,回去种庄稼,照样能活。总比戴着这顶乌纱帽,天天对着那些歪脖子树弯腰强。”
他转身就往外走,走到县衙门口,看见衙役们都捧着仪仗站在那里,等着跟他去迎接督邮。陶渊明摆了摆手:“都散了吧,以后彭泽县的事,就拜托各位多费心了。”说完,他挑着自己的布包袱,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出了城门。
城门口的百姓们还在议论着督邮要来的事,见县令大人挑着包袱走出来,都围了上来:“大人,您这是要去哪?”陶渊明停下脚步,对着百姓们拱了拱手:“我辞了官,回柴桑老家去。这八十多天,多谢乡亲们照顾。以后要是遇到难事,记得多看看《晋律》,别轻易让人欺负了。”有个老农拉着他的袖子哭:“大人,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陶渊明拍了拍老农的手:“会有新的县令来,要是新县令不好,你们就去郡里说,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那天的秋风,比往常更凉些,吹起陶渊明的葛衣下摆,像一面小小的旗子。他沿着赣江大堤慢慢走,身后是彭泽县衙的青瓦白墙,身前是通往柴桑老家的田埂。他想起刚才县丞说的“五斗米”,忍不住笑了——那点俸禄,够买几石米,够养活一家人,可要是用自己的骨气去换,就太不值了。
走到大堤尽头,他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彭泽县城,然后转身,朝着五柳树的方向走去。风里传来稻花香,还有远处传来的督邮马车的铃铛声,可他一点都不在意,脚步越走越轻快。后来,他在自己写的《归去来兮辞》里,记下了那天的心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去,陶渊明再也没有回到官场。他在柴桑老家种菊、酿酒、写诗,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倔强。可彭泽县衙里那声长长的叹息,那枚被掷在案上的铜印,却像一粒种子,在后来的千百年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让每个听说这个故事的人,都能在风里,听见一个文人不肯弯腰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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