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9年夏，北大沙滩红楼的哲学课堂上，胡适先生正讲得兴起，手里的粉笔在黑板上写满“实用主义与社会改良”，陈幽坐在后排，手里的笔记本飞快地记着，眼神专注，偶尔皱起眉头，像极了一个沉浸在学术里的普通旁听生。
可没人知道，他长衫袖口的夹层里，正藏着刚从图书馆交接来的《劳动者》周刊手稿，字迹密密麻麻，全是东郊纺织工人的血泪诉求。
“默之，下课后去图书馆帮我借本《庄子集释》呗？上次你说的那个批注版本，我一直没找到。”
邻座的赵磊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是陈幽的同班旁听生，只知道陈幽“爱读书、关注社会”，却从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编辑。
“行，下课我帮你找。”陈幽笑着点头，指尖却悄悄摸了摸袖口的手稿。
这是他的掩护，也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以北大旁听生的身份作壳，把革命工作藏在“专注学业”的表象下，既安全，又能方便接触进步学生、传递资料。
下课铃响，学生们三三两两散去，陈幽收拾好笔记本，慢悠悠地往图书馆走。
路过红楼走廊时，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正围着讨论“社会改造”，有人喊他：“陈幽，上次你写的《韶山农民疾苦谈》，我们都看了，说得太透彻了！你觉得咱们学生该怎么帮农民？”
陈幽心里一紧，脸上却装作平和：“我就是个旁听生，只懂点书本知识，哪敢说‘帮农民’？不过我觉得，先把书读好，把社会问题研究透，总能找到办法。”
他刻意避开“革命”“阶级”这些敏感词，只以“关注社会的普通学生”自居——组织叮嘱过，在公开场合，绝不能暴露政治倾向，哪怕面对进步学生，也要守住分寸。
走进图书馆，陈幽径直走到第三排书架，目光扫过编号“戊-17”的《资治通鉴》，指尖轻轻一碰，确认书脊里夹着东西，才转身去帮赵磊找《庄子集释》。
他故意在书架间多转了两圈，假装认真找书，眼角余光却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没有可疑人员，没有军警盯梢，一切安全。
等图书馆里的人少了些，陈幽才回到第三排书架，装作取书的样子，飞快地抽出《资治通鉴》，将里面夹着的空白稿纸与自己袖口的手稿互换，再把书放回原位，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不到十秒就完成。
随后，他抱着找到的《庄子集释》，慢悠悠地走出图书馆，像往常一样，去食堂买了碗炸酱面，坐在角落，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梳理手稿内容——工人要涨工资、要减少工时，还要反抗资本家的打骂，这些诉求得在周刊里用隐晦的语言表达，既让工人看懂，又不让军警抓住把柄。
下午的经济学课上，马寅初教授讲到“劳资关系”，提问道：“诸位觉得，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教室里鸦雀无声，陈幽犹豫了一下，缓缓举起手——他得展现对学术的热情，才能让“专注学业”的掩护更真实，但又不能说得太激进。
“马先生，学生觉得，得先让工人有表达诉求的渠道，再通过合理协商，平衡双方利益。”
陈幽站起身，语气平和，“就像咱们农村的佃户和地主，若能有个公平的谈判方式，减租减息，矛盾或许就能缓解。”
他故意用“佃户与地主”类比，既贴合自己的“韶山背景”，又避开了“阶级斗争”等敏感词，既展现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又没暴露真实立场。
马教授点点头，赞许道：“说得有道理，从实际问题出发，比空谈理论强。你对农村问题很熟悉，以后可以多来我办公室聊聊。”
陈幽坐下时，能感觉到周围同学投来的目光，有认同，有好奇，却没有怀疑——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课后，有个穿西装的学生拦住他，语气带着试探：“陈幽，你刚才说的‘公平谈判’，是不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我听说最近有本《劳动者》周刊，里面也谈劳资问题，你看过吗？”
陈幽心里一凛——《劳动者》是组织的秘密刊物，极少有人知道，这人突然提起，说不定是军警的探子，或是学校的密探。
他脸上不动声色，装作疑惑：“《劳动者》？没听过啊。我平时就看《新青年》和先生们推荐的学术书，偶尔写点农村问题的随笔，哪有时间看其他刊物？”
他顿了顿，故意转移话题：“倒是你说的‘劳资问题’，我觉得还是得从书本里找答案，马先生推荐的《国富论》里就有相关论述，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借你笔记看看。”
那学生见他说得坦诚，又提到了学术书籍，眼神里的怀疑渐渐散去，笑着说：“原来是这样，是我唐突了，我还以为你也关注这类刊物呢。”
等那学生走后，陈幽才松了口气，后背已经惊出一层冷汗——掩护身份就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自己，连累组织。
他想起李大钊先生的叮嘱：“你的身份不是外衣，是皮肤，要和你融为一体，让别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傍晚，陈幽按照约定，在图书馆与苏木交接。
苏木穿着短打，装作来借参考书的样子，两人在书架间擦肩而过，苏木悄悄把一叠工人诉求的纸条塞给他，他则把编辑好的周刊稿纸递给苏木，全程没有说话，没有对视，就像两个互不相识的学生。
“今天遇到个可疑的人，问我有没有看过《劳动者》。”走出图书馆，陈幽压低声音对苏木说。
“没事吧？没暴露吧？”苏木紧张地问。
“放心，我应付过去了。”陈幽摇摇头，“以后交接时更小心点，别让人看出咱们认识。你去工厂时，也少提刊物的事，多听工人说，少说话。”
苏木点点头，两人分开时，故意往不同方向走，一个去食堂，一个回宿舍，就像普通的同学，没有任何交集。
回到租住的小客栈，陈幽关上门，从袖口和书本里取出手稿和纸条，摊在桌上。
油灯下，他一边整理工人的诉求，一边思考怎么用“学术化”的语言包装——把“反抗资本家”写成“争取合理权益”，把“罢工”写成“集体协商”，既能传递工人的声音，又能避开军警的审查。
整理到半夜，他突然听到敲门声，心里一紧，拿起桌上的剪刀藏在袖口，轻声问：“谁？”
“是我，赵磊，我来拿《庄子集释》。”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陈幽赶紧把手稿藏在床板下，打开门，赵磊拿着一个馒头走进来：“给你带的晚饭，看你没去食堂，估计又在看书。你这劲头，真该考个正式学籍，将来当教授。”
陈幽接过馒头，心里暖暖的，却也带着一丝愧疚——赵磊是真心把他当朋友，可他却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要时刻提防对方发现破绽。
他笑着说：“我就是喜欢读书，能不能当教授无所谓，能把学到的知识用在实处，帮到别人，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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