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外的硝烟与太行山间的袭扰战，如同两道不断流血的伤口，持续消耗着清廷的精力与国力。
多尔衮将战略重心西移，意图困死大陈，却愕然发现，这个新兴的对手非但没有在封锁中萎靡，反而如同一株在巨石压迫下顽强生长的劲松，根系愈发深广，枝干愈发粗壮。
其内部散发出的蓬勃生机与凝聚力，甚至让远在北京的洪承畴、范文程等汉臣感到隐隐的不安。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陈远及其核心团队，并未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军事上的僵持与破袭。
他们深知，战争的本质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国力的根基，在于民心与内政。
就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同时，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内部改革，正在大陈王国控制的山西全境及河套地区，静水深流般全面铺开。
这一日，太原晋王府议事堂内，气氛庄重。
陈远、柳如是、苏婉清，以及新任的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以及从地方选拔上来的几位干吏齐聚一堂，商讨的并非军情，而是关乎长治久安的国本大计——《大陈王田亩新政疏》与《劝课农桑令》的最终定稿与推行细则。
苏婉清主持户部多年，对民间疾苦和财政弊端了解最深。
她率先陈述，声音清晰而沉稳：“王上，诸位同僚。
自我军兴以来，连年征战，山西、河套之地，虽未遭大规模兵燹，然明末积弊深重，兼并严重，赋役不均，百姓困苦。
大量田亩集中于豪强士绅之手，无数农户沦为佃户或流民，仅能糊口，无力抗灾，更无余粮供养军国。
此乃动摇国本之痼疾！若不能革除，纵有百万雄师，亦如沙上筑塔。”
她展开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据各州县初步清查，无地、少地之民，十有六七。
前明‘三饷’虽废，然各类杂派陋规犹存，胥吏上下其手，民不堪命。
军中粮饷，府库开支，多赖战时征发及抄没逆产，非长久之计。”
柳如是接口道：“婉清姐姐所言极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李闯能以‘均田免赋’之号聚众百万，虽其行暴虐，却足见民心所向。
我大陈欲根基永固，成就王业，必得施仁政，收民心。‘均田’与‘免赋’，乃历代开国明君之首务。”
陈远端坐于上，目光扫过众人，沉声道：“二位所言，深合吾心。
打天下，靠刀枪；坐天下，靠仁政。
我等起兵，非为一家一姓之私利，乃为解民倒悬，再造太平。
若治下百姓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则我等与朱明昏君、满清暴虏何异？
《新政疏》与《劝农令》，不必再议，即刻颁布天下，严格执行！”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大山西地图前，手指划过山川河流，声音斩钉截铁，宣布了新政核心：
“一、 均田：”
“令各州府县，成立‘清丈田亩司’，由户部直派干员，会同地方公正士绅，重新丈量境内所有田亩，登记造册！ 无论官田、民田、勋田、学田，一律清查！
“限田！ 规定每户拥有田亩之上限，超出部分，由官府作价收买（或补偿以爵位、虚职），分予无地、少地之贫农、佃户及有功将士家属！军功田、爵位田另计，但亦需纳税。
“授田！ 鼓励垦荒，新垦之地，三年内谁垦归谁，五年内赋税减半！对流亡来归之民，分给田地、农具、种子，助其安家！”
“二、 免赋：”
“废除一切前明苛捐杂税、陋规常例！ 正税之外，敢有擅加一文者，以贪腐论处，重典治吏！
“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
废除人头税（丁银），将税赋完全摊入田亩之中，按田亩多少、肥瘠征收田赋！官绅、士子、宗室，其田亩一律与民田同等纳税！ 绝不再有免税特权！”
“降低税率！ 新定田赋税率，较明末降低三成！且宣布，大陈新朝，永不加赋！”
“三、 劝农：”
“各地官府，设‘劝农官’，负责推广新式农具（如曲辕犁、耧车）、选育良种、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 由工部技研所提供技术支持。
“设立‘常平仓’、‘义仓’，丰年收储，荒年放赈，平抑粮价，备灾备荒。”
“鼓励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由官府统一收购，发展纺织，富民强国。”
此令一出，举座皆惊。
几位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官员面露难色，一人谨慎开口道：“王上圣心烛照，心系黎民。然……‘均田’一事，触动豪强利益甚巨，恐生事端。
‘官绅一体纳粮’，更是……更是亘古未有，恐失士林之心啊。”
陈远目光一凛，冷然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豪强？
若守法爱国，仍是吾民，其合法田产，官府照价赎买，给予补偿。
若敢恃强凌弱，抗法不遵，甚至勾结外敌？
秦玉凤将军的刀，正愁无处饮血！至于士林……”
他看向柳如是，“柳长史，你以为如何？”
柳如是微微一笑，从容道：“天下读书人，非尽为蠹虫。
多数寒门士子，亦受兼并之苦。
我朝开科取士，唯才是举，不论出身。
若能革除积弊，使百姓安居，仓廪充实，则天下贤才必闻风来归，此乃大道！
些许腐儒之非议，何足道哉？
《朔方新报》将详释新政利国利民之大义，引导舆论。”
陈远点头：“如是所言极是。
此事，关乎国运，绝无退让之理！苏婉清！”
“臣妾在！”
“由你总揽新政推行！
户部牵头，吏部、刑部全力配合！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巡察御史，分赴各州县，督导清丈，严惩贪腐、怠政及抗法之徒！
遇有疑难，可随时请调驻军协助！我要在一年之内，看到成效！”
“臣妾，遵旨！”苏婉清肃然领命，眼中闪烁着使命感的光芒。
《均田免赋令》如同一声春雷，震撼了整个大陈治下。
政令以《朔方新报》刊登、官府张贴告示、宣讲队下乡等方式，迅速传遍城乡。
广大的贫苦农民、佃户闻讯，难以置信，继而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对“陈王”感恩戴德，称之为“再生父母”。
参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因为军属优抚条例中明确包含了授田条款。
许多底层士子和中小地主，也对“官绅一体纳粮”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因为他们同样苦于豪强兼并和苛捐杂税。
当然，新政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一些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强士绅，或明或暗地抵制清丈，贿赂胥吏，散布谣言，甚至煽动宗族闹事。
然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腐朽无能的明廷官府。
大陈新朝的巡察御史铁面无私，秦玉凤派出的精锐小队雷霆镇压，几个带头抗法、情节恶劣的豪强被抄家示众后，所有的抵抗迅速土崩瓦解。
吏治在新政推行中得到了一次严厉的整肃。
治下修内政，根基自此深。 “均田免赋”政策的强力推行，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大陈王国的躯体。
它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恢复了农业生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对政权的认同感。
随着田亩的重新分配和税赋的公平化，大量的流民得以安居，户口迅速增长，府库税收在税率降低的情况下，因税基扩大和吏治清明，反而稳步增加。
一个秩序井然、民心归附、充满活力的新朝气象，在山西大地上升腾而起。
这份强大的内生力量，通过源源不断的粮草、踊跃参军的子弟、稳固的后方秩序，默默地支撑着前方的血战。
陈远深知，当山海关的将士们得知家乡的父母妻儿分得了田地，减免了赋税，他们守护的就不再只是一道关隘，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与希望。
这种力量，远比任何精良的武器更为强大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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