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挨打的地方还在一跳一跳地疼，尤其是弯腰的时候，肋巴骨像被针扎似的。天刚蒙蒙亮，我就挣扎着爬起来，舀起一瓢刺骨的井水，从头浇到脚，激得我牙关直打颤。冷水一激，脑子清醒了些，身上的疼也好像麻木了点。
张麻子揣着手站在门口，斜眼看着我，阴阳怪气地说：“哟，咱们何先生眼前的红人起得真早啊？怎么，还等着人家八抬大轿来请你？”
我没接话，闷头把院子里散落的柴火归拢到墙角。我知道，我越是不吭声，他越觉得没趣。果然，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去，还是不去？我心里像吊着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何先生没说不让去，可张麻子这态度……我咬咬牙，还是决定去户房那边看一眼。就算挨顿骂，也好过自己坏了规矩。
走到户房院门口，我有点不敢进去，只在门口探头探脑。何先生正拿着个鸡毛掸子，掸着公廨门框上的灰。他看见我，动作停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扫过。我脸上估计还带着昨天挨揍后的青紫。
“来了就进来，在门口晃什么。”他语气还是那样，听不出喜怒。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应了一声，小跑进去。“先生，今天干什么活儿？”
他没立刻回答，放下鸡毛掸子，回到案后坐下，指了指地上几捆散开的册子：“这些是历年河工摊派的记录，册子乱了，你按书脊上写的干支年份，重新理一理，顺序别错。”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认得字，就看笔画，找长得一样的摆在一起。”
“是，先生。”我蹲下身，开始摆弄那些册子。书脊上确实有字，有的墨色深，有的浅。在我眼里，它们就是一堆歪歪扭扭的黑道道，长得都差不多。我只好瞪大眼睛，拼命去记哪个册子上的字有几个叉叉，哪个的字像个方框框，哪个又带着个小钩钩。这比搬东西累多了，没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
何先生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见我对着册子发愣，就会用笔杆指一下：“那个，‘甲’字开头，放最前面。”或者，“那个是‘戌’年，放那摞。”
我赶紧照做，心里默默记着：四道竖杠杠是“甲”，那个像小旗子的是“戌”。
干到快中午，我正埋头跟一堆“丙”年和“内”字较劲——在我眼里它们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何先生忽然放下笔，走到我身边。他抽出一本册子，指着书脊上的一个字，问：“这个，认得是什么吗？”
我老实地摇头。
“这是‘水’字。”他用手指在册子封皮上比划着，“江河湖海，都离不开水。河工的册子，这个字最常见。”
他又指着旁边一本：“这个，是‘工’字。干活出力的，就是工。”
“水……工……”我嘴里喃喃地念着，眼睛死死盯着那两个字的模样，想把它们的笔画刻在脑子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这些黑道道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痒痒的，又有点发热。
何先生没再多说，又回去写他的东西了。但我却像开了窍，再整理册子的时候，不光看形状，也开始留意何先生提到过的那些字。看到“水”字旁，就猜想可能跟河有关；看到“工”字，就想到出夫役。这么一来，虽然还是大半靠蒙，但好像不那么抓瞎了。
下午，我搬一摞理好的册子时，最上面一本没放稳，滑了下来。何先生正在旁边书架找东西，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托，把册子接住了。他拍了拍册子上的灰，随口说：“手脚还算稳当，就是眼里要有活儿，心要细。”
就这一句话，让我干到太阳西斜都不觉得累。
下工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有点轻飘飘的。虽然身上还疼，但我今天认识了两个字，还得了何先生一句“手脚稳当”。这比我多吃了半个窝头还让人舒坦。
回到杂役房，张麻子见我回来，倒是没再立刻找茬，只是阴恻恻地瞪了我一眼。赵小五凑过来，小声问：“石头，何先生没为难你吧？我看麻子哥今天脸色可不善。”
我摇摇头，没说话。我心里明白，何先生那儿不是避风港，张麻子这根刺，还扎在我肉里呢。但不知怎么，知道了“水”和“工”怎么写之后，我忽然觉得，这高大的衙门围墙，好像也不是那么密不透风了。
夜里，我借着窗户透进来的那点月光，用手指在冰冷的土炕上，一遍遍划拉着脑子里记下的“水”字和“工”字。划着划着，我忽然想起白天整理河工册子时，好像在一个破旧的册子封底夹缝里，摸到一小块硬硬的东西，当时没在意。
那是什么？会不会是哪个前任书吏不小心落下的？还是……别的什么？这个念头一起，就像个小虫子，在我心里钻来钻去。明天去，要不要偷偷拿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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