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层面上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人心向背,挡不住的抗日洪流。
徐渊翻到《大公报》的旧评论样稿,上面还有他当时改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枪口,该对着日寇,不是对着同胞。”后来这话被无数人传抄,他知道,这不是自己写得好,是说出了人心。
“九一八”之后,抗日早就成了全民族的共识。事变发生后,重庆的学生举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游行,连商会老板都主动捐款支持救亡运动。这种人心,谁都不敢违逆。
张学良和杨虎城敢兵谏,本就不是为了权力,是出于爱国心。徐渊看得明白,他们要的是“逼蒋抗日”,不是“杀蒋夺权”。而中共从“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向,也是看清了这股潮流——只有扛着抗日大旗,才能赢得民心和合法性。
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时,徐渊收到的密报说,他跟张杨谈话时反复强调“以民族大义为重”。这话不是空话,是摸准了人心。后来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逼蒋抗日”的目标已经达到,再扣着蒋,就成了“破坏团结”的罪人。
徐渊之前所有的舆论布局,都是在顺应这股人心。他让报馆登绥远抗战将士的家书,登东北军的抗日故事,就是要唤醒更多人的民族意识。有篇报道写绥远士兵临死前喊“打回老家去”,让重庆市民自发捐款支援前线——这种力量,远胜过任何军事威慑。
他始终相信,人心是最无形也最有力的筹码。当“抗日”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和平就成了必然——没人愿意做民族的罪人。
徐渊合上最后一份文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炭盆里的火快灭了,就像那段紧张的日子,终于落了幕。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和平是侥幸,可徐渊知道,那是各方合力推动的必然。南京内斗,宋孔赢在身家比权力实在;军事僵局,没人输得起;经济账本,撑不起内战;外交棋盘,大国不允许分裂;人心向背,抗日是唯一共识。他不过是在这些合力中,添了自己的一份力——用西南的舆论和实力,给和平多上了几道保险。
蒋先生丢了些权威,却保住了领袖地位;张杨失了自由,却圆了抗日的愿;中共赢了生存空间,也扛起了民族责任。没人是完全的赢家,可整个中华民族,赢了——没在最危险的时候分裂,没让日寇的阴谋得逞。
徐渊拿起笔,在文件扉页写下一行字:“凡顺应民心、合乎大势者,虽百折而终成。”写完,他抬头望向窗外,21兵工厂的汽笛声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带着戒备的紧张,而是透着几分安定——他知道,更艰苦的抗战还在后面,但至少,中国已经走在了团结的航道上。
徐渊这边自我复盘西安事变的过程和各种动态,那边各方对他的研究和解读也在悄然进行。
时间:1937年1月5日,夜
地点: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学校蒋介石下榻处
三天前的晚上,蒋介石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抵达奉化溪口(在武岭学校养伤,遥控西北,通过南京何应钦、戴笠和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构建三角联络网)。
房间内炉火燃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渗入骨髓的寒意。蒋介石身披一件深色棉袍,靠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脸色依旧带着几分病后的苍白与憔悴。西安华清池仓皇翻墙时在腰间留下的挫伤,以及那份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他的眉宇间凝结着一层化不开的阴郁。他面前的书桌上,摊开着来自南京、西安的密电,灯光将他瘦削的身影拉长,投在冰冷的地板上,显得孤寂而警惕。
戴笠风尘仆仆地赶来,黑色的中山装上还带着南方的湿气。他恭敬地站在书桌前数步远的地方,微微垂首,声音压得极低,确保每一个字都只落入面前这位唯一需要效忠的领袖耳中。
“校长,西北方面……”戴笠开始逐一汇报,“张、杨两部,表面服从中央整编命令,实则暗流涌动。东北军内部‘打回老家去’的情绪依旧高涨,对改编抵触甚大。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收缩,但核心力量未散。”他顿了顿,偷眼觑了一下蒋介石的脸色,才继续道,“共党方面,周恩来等人已返回延安,但其利用此次事变,在西北民众乃至全国舆论中,声望陡增。他们正加紧整合力量,宣传其‘统一战线’主张。”
蒋介石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未置可否,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椅背。
良久,敲击声忽然停了。蒋介石的手从椅背滑下,指尖落在那份标注着“西安急报”的电文封皮上,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缓缓抬眼,灯光恰好照在他眼底未散的阴翳上,像淬了冰的刀锋:“哼,汉卿留的这摊子烂事,倒成了共党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声音比炉火更烫,又比地板更凉,“周恩来回去了?倒会藏拙——延安到西安不过数百里,他的人怕是还在渭水两岸盯着吧?”
戴笠的心猛地一沉,忙躬身补充,语速比先前更稳,像是在拆解一枚棘手的情报密码:“校长明察。共党红一、十五军团已陆续南下,主力屯在三原、泾阳一带,名义上是‘策应友军’,实则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掎角之势。渭南、商县一线都有他们的踪迹,甚至在三原开了欢迎大会,彭德怀亲自站台,把‘统一战线’喊得震天响,当地青年参军的势头极盛。”他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情报纸,指尖捏着边角递过,“这是潜伏在西安的‘冷箭小组’传回的密报,共党正帮杨虎城整训部队,连十七路军的粮秣补给都暗中接手了。”
蒋介石接过情报,目光扫过纸上的字迹,腰间的挫伤像是被冷风刺中,他下意识地按住棉袍下的伤处,脸色又白了几分。华清池那夜翻墙的狼狈、被叛军拖拽的屈辱,此刻全随着戴笠的汇报翻涌上来。“杨虎城……”他咬牙念出这个名字,指腹在情报上的“十七路军核心未散”字样反复摩挲,“他倒沉得住气,是等着我先动手,还是盼着共党替他撑腰?”
“杨部近日在收缩防线,主力退至西安近郊,但赵寿山等嫡系将领仍在暗中联络东北军元老。”戴笠偷瞥到蒋介石下颌绷紧的线条,忙追加道,“不过东北军内部已是裂痕百出。于学忠、王以哲这些老将想借整编保实力,主张接受中央条件;但孙铭九那帮少壮派天天在军营里鼓噪,说‘释张前绝不撤兵’,昨天还纠集了百余人在西安城里请愿。群龙无首的队伍,最容易生乱。”
炉火“噼啪”炸响,溅出几点火星落在青砖上,瞬间熄灭。蒋介石盯着那点余烬,手指又开始敲击桌面,节奏比刚才更急。“顾墨三(顾祝同)在西安行营做得怎么样?”他忽然问,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审视——那三角联络网里,顾祝同是插在西北的关键一棋,容不得半分差池。
“顾主任已接管西安城防,中央军三十七师、四十八师陆续进驻潼关、咸阳,形成合围之势。”戴笠的声音终于多了一丝底气,“只是东北军官兵见中央军压境,反倒是主战的声浪更高了。何部长(何应钦)那边来电,问是否要增派空军威慑,逼他们就范。”
蒋介石沉默了。灯光把他的影子钉在墙上,像一尊紧绷的石像。他清楚何应钦的心思,可真要动武,万一东北军狗急跳墙,或是共党趁机扩大地盘,反倒落人口实。更重要的是,张学良还在南京软禁着,动了他的旧部,难免落下“杀降”的骂名。他拿起桌上的狼毫笔,在砚台里重重一蘸,墨汁却久久没有落在纸上。
戴笠接着汇报各地反应:“云南的龙云,事变期间态度暧昧,与两广李、白均有密电往来。四川的刘湘,虽表面通电拥护中央,实则趁机动员其川军,加强了对成都、重庆的实际控制,其心难测。”
“国际上呢?”蒋介石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英美等国公开呼吁和平解决,但私下对日本在华北的进一步行动表示担忧,对我国的援助……仍在观望。日本方面,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暂不干涉’声明,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异常活跃,恐有后续动作。苏俄……其《真理报》的论调明显偏向于支持张、杨和共党,指责校长您是……是抗日的障碍。”
听到“障碍”二字,蒋介石的眼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指节猛地攥紧,太师椅扶手上的木纹深深嵌进蒋介石的掌心,他却似毫无知觉。那声“障碍”像根烧红的针,刺破了他强装的镇定——苏俄向来与共党勾连,可如此直白地将他钉在“抗日对立面”,无异于当众扇了他一记耳光。他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的阴翳已凝成冷硬的霜:“苏俄……是笃定我会先剿共,再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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